所谓的”二次革命”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特别是国民党本身的人心涣散、再加之没有民众支持，不到两个月即失败了。随之，国内反袁势力迅速瓦解。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监督力量和军事上的牵制力量，袁世凯益形踌躇满志，决意实施他的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他将他的北洋军从二次革命前后的长江以北，迅速推进到长江以南，并借”中央合法权”，不断剪除非北洋系的南方各都督的职权。不久，除西南地区外，北洋势力遍布全国各地。
袁世凯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任之时，由中央分别明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中央集权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的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山西将军阎多时山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他各省亦然。山西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
而同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世凯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可以说，在袁世凯的威权之下。全中国除去西南桂湘两省之外，几乎全为袁世凯掌控，尽管这种掌控并不等于掌握，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袁世凯实现了他的中央集权，当年为了对付国民党，他撤消了国会以及省、市、县、乡四级的议会，给予”依托政治”的国民党以沉重打击。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在民国三年年末，其又签署法令。重开国会以及各级议会，而这却是为了分夺地方将军之权。在中国没有人会怀疑袁世凯的权术，对于精通权术的袁世凯而言，他总有办法解决地方实力派，从而达到收权力归中央的目的。
可是现在，一些人却在国务院身上看到不逊于袁世凯的权谋，一个简单的”剿匪令”把全中国各省将军们都逼到的某个”角落”，一个不得不做出决定的角落，而最为要命的，却还是各省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高风亮节？”
在居仁堂内。袁世凯看着汤芗铭的通电，又想着那报纸上对汤芗铭的评价，唇角微扬，面上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对于汤芗铭，袁世凯从未将其视为心腹，这个人认过太多的主。背过太多的人，而且他还是副总统黎元洪的人，可黎元洪又岂能掌控他？现在，汤芗铭的通电，却是清楚无误的告诉袁世凯一个事实，即便是黎元洪亦>-（
至于报约上将汤芗铭之举称为高风亮节，但在袁世凯看来，这却是汤芗铭无奈之抉，如果他还有其它选择的话，他绝不会如此，
汤芗铭有其它的选择吗？
思索着各省将军面临的问题，袁世凯的脑海中却浮现出李子诚在就职之前说的那句话：”以势逼人！”
从其就任国务总理开始，他可不就是在”造势”，不断的为达成自己的目的”造势”，与袁世凯擅用权谋不同，李子诚同样行以谋，不过他这个谋略，却大都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而且让人一眼就有看出其所行绝无半点私心，绝对是为国为民之举。
关税如此、盐税亦是如此、分税同样也是如此、厘金仍是如此，现在这个”剿匪”还是如此，可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为国为民”，却是因势而动，随势而发，实施起来可谓是无迹可寻，比起他袁某人的权谋来可是高明多了，也更加难以实施，同样更难对抗。
而更为要命的却是，李子诚所用权谋几乎都是透明的，所以它的权谋没有破绽。他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洪水决堤，谁都知道会死人，可是挡在它前面的还是非死不可，走都走不了
心下寻思着那些原意慢慢收拾的地方将军，袁世凯却是同情起他们来了，现在那些的人，根本就是无从选择，李子诚占着大义的名义，他现在借着临城劫车案，限期各省剿匪，明知道剿匪是虚，夺权是实，可是地方上却干看着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如果照做的话只有死得更快，可不做的话，也就只有半年时间，甚至如果他们抵抗的话，都不会获得地方上的支持，民心在国务院这边，结果只能任人收拾。
而汤芗铭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