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史宽之活见鬼也似的表情，李云怔了半晌，试探地问道：“怎么，贵国的太学生，不能杀么？”
“怎么能……”史宽之亢声喊了半句，又压低声音：“当然不能杀！”
到这时候，两人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也明白了自家此前的想法出了一点小小的岔子。
史弥远自然是权臣，而且权柄之强，为大宋开国以来屈指可数。任何军政处置，他都能够绕开皇帝，直接颁行省札，事后再奏御画旨予以追认，皇帝无有不准，而天下习以为常。
所以郭宁在处断与南朝外交事务的时候，也直接对着史弥远，并不理会那个空头皇帝。他以自家的权柄拟之于史弥远的权柄，觉得史弥远自然有本事压制不服。
问题是，郭宁的权柄来自于战火搏杀，史弥远的权柄却来自于一次次的阴谋，来自于政权内部的一次次利益交换和权衡。这就导致其政治集团内外皆有极大的隐患。
在其内部，组成的人员良莠不齐，充斥杂质。
过去半年里，李云等人从海到陆，逐步渗透和收买史弥远门下的官员的时候，整个过程简直易如反掌。而郭宁从开封传来机密口信，想和史弥远确认政治利益的交换时，机密泄露也毫无阻遏。
而其外部，更是滔滔政争如潮，永无休止。
在周国公郭宁看来，定海军要稳定北方，还要建立新的王朝，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眼下最好能稳住南朝这个钱袋子，什么兄弟伯侄的口头便宜，占不占都是小事。他正好以这個建议，试探南朝的政治风向。
但在史相这里，周国公愿意与大宋约为兄弟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外，诸多政治势力纠缠恶斗的大宋朝野，立刻就多了个政治倾轧的由头。
南朝人读的书多，口舌上、笔墨上的功夫，胜过北人十倍不止，揪着一个由头怎样都能讲出道理。这样那样的道理并不为了做好眼前的事情，只为了攻讦某个被士子视为眼中钉的人。
天可怜见，当年史弥远主张议和、主张改叔侄为伯侄，避免与金国军事对抗；无数人一边享受和平的好处，一边写就无数弹劾奏章，都说史弥远丧权辱国可杀。
现在靠着与定海军的协作，南北之间将为兄弟了，结果那帮人换个说辞，认定金国既然崩溃，大宋便有火中取栗的能力。如果取不到多少实利而只能满足于名义上的收获……那依然是史弥远丧权辱国可杀！
与当年局势不同的是，史弥远经营多年，已经往都司和台谏塞满了懂事的谨默之士，弹劾奏章再多，一份也到不了皇帝手里，翻不出多大的浪花。可谁能想到，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居然鼓动太学生伏阙上书！
太学生是大宋年轻士人的精粹所在、人望所系，又因年轻气盛，很容易受人蛊惑。所以自建炎元年太学生陈东上书言事被杀，引发巨大政治风潮以后，朝廷和执政的权臣如秦桧、韩侂胄等，对此都很忌讳。
他们多次下达监学敇令，严禁太学生伏阙，还调整太学的学规，对各种出格行为，或比之徒罪，或比之黥罪，或比之死罪，皆褫夺士人资格，禁锢不得为官。
在强烈的压制之下，南渡百年以来，太学生上书请愿一共也没几次。史弥远在这几年里，对理学之士、朝廷故老极其优容，所以政治上的争斗很少引动到太学，太学生自家也不愿意拿自家前途去和手段圆熟的当朝宰执硬碰硬。
所以这十年来，太学安稳，殊少动荡，仅有两次闹出事端。
一次是嘉定二年的时候，临安知府赵师睪处罚了两个违规为他人经营田产的武学生，结果导致武学、太学诸生相继投牒罢课、上书声援，说赵师睪擅自处罚学生，蔑视学校，不有君父。史相为避免结怨于士，罢去赵师睪临安知府之职，太学生的劲头也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大金国两分之后，朝中商议岁币事宜。不少太学生闹哄着，请斩继续支付岁币的乔行简以谢天下。乔行简其人，本来就是史相推出来的传声筒，史相用他试探过了，自有一整套的手段来继续支付岁币，还藉着定海军开拓海贸的机会，重设淮南钱监，凭空生出了两家合作的本钱。
那一趟，毕竟不是直接冲着史相，也没什么难对付的。
可眼前这趟，却非同小可，这些年轻士子们忽然暴躁起来，把史相和周国公合作的收获，全不当回事了。他们上千人堵在皇宫跳着脚，提出许多荒唐无稽的要求！
这些太学生恣意行事，嘴上调门起得比天高，难道真想打仗，真要去挑衅北方强邻？那根本不可能呢，他们就是要干扰正常的政治秩序，矛头直指史相！
史宽之深恨彼等，以至于有些羡慕定海军持刀砍头的利落作派。
周国公郭宁在北方建立的，是个彻头彻尾的武人政权，武人既是军队的骨干，也通过军户荫户的体系，成为地方政务的主体，更倚靠军队内部的教学体系，培养周国公信任的人才。在这个体制之下，文臣只起到协助梳理的作用罢了。
更不消说中都城里的太学充斥女真贵胄子弟，那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算没事，周国公都不会允许他们肆意妄为；他们一旦生事，自然大刀阔斧排头就砍，人头滚滚之后，天下太平。
但这种手段，能用在大宋么？
不可能的。大宋讲究的是衣冠礼乐、仁义道德，可不似北方汉儿那般粗鲁好杀！史宽之仔细想想这种屠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