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是儒学出身，虽为门下贼曹，执掌一县诉讼，但并不专一行法家之事，所以对前汉至今的“酷吏”们评价不高。
周澈作为后来人，实际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心里想道：两汉的“酷吏”和唐代“武周”时期来俊臣之流还是有区别的--来俊臣、周兴只是武则天手里的“工具”，品性还很烂--贪腐成风。
汉代“酷吏”虽然行法严苛，动辄杀人上百愈千，如汉武帝时期的义纵，他任县令时执法严酷，很少有宽和包容的情形，因此县里治安优秀，被推荐为第一。后调任长安县令，依法办理政事，不回避贵族和皇亲，使其京师肃然，不法敛迹。之后又外放太守，到任后，收集罪证，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大者灭族，小者身诛，流血十余里，但是除了少部分之外，大部分的酷吏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有内在的原因的。换而言之，是客观的环境令他们不得不为之。
汉承秦末余烈，社会多豪猾之民，地方上多有豪强大族、游侠亡命，一方面十分不利朝廷的集权和地方的行政，另一方面这些豪强、游侠就像季氏一样，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欺凌百姓，鱼肉郡县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客观环境，不杀不行。
事实上，大部分的“酷吏”都是难得的良臣，就拿陈松说的那几个人来举例：苍鹰郅都公正清廉，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不畏豪强且有将帅之才，任雁门太守时，令匈奴闻风远遁，终其在任，不敢犯境，后人把他比为战国时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称赞他是“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他说过一句名言：做官应该是“奉职死节于官下，总不顾妻子”，忠直慷慨之气扑面而来，可见其节操和为人。
又比如如今和周澈同时代的阳球。阳球是渔阳人，家世大姓冠盖，文武双全，擅长击剑、骑射，后来因得罪了宦官而被处死不久。说起来，他少年时做过一件事，与姜枫很相似，即他也曾为父母报仇，杀过人。不过，他杀的不是屠户，而是郡吏。这个郡吏侮辱了他的母亲，他因此“结少年数十人，杀吏”，并且在杀了这个郡吏后，又“灭其家”，“由是知名”。
后来，他被举孝廉，出仕，“志扫奸鄙”，也是一个敢直谏，不畏豪强的人，在任平原相，任上时毫不留情地诛杀权宦子弟及其门客，与宦官们为敌，不畏强权，弘扬正气。
这些酷吏，在周澈的眼中，比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们不知要强上多少。不过这些话，他肯定是不会对陈松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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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澈任乡长不满一月，开始的时候，他萧规曹随，基本依照前任秦波治政的办法，没做过大的改变，既无威信，又对乡中吏员、大户、百姓没有恩德，除了被横路亭的百姓敬畏之外，不免被其它诸亭、诸里的乡人们轻看，特别是在黄忠被季墨讹诈、他当时没有回击这件事发生之后，更是引得知情的乡民、豪强、乡吏十分小看，以为他是一个儒弱的人，然而，却都没有料到，他隐忍多日，不动则已，一鸣惊人，竟在新年过后不久，就以“逆节绝理”的罪名，一举将跋扈乡中百年的季氏连根拔起！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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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亭，乡三老田宽的家中，七八个高冠、儒服的男子跪坐在田宽身前。这几个男子或衣黑、或衣青，年少的刚刚加冠，年长的四旬上下，有的蓄长须，有的蓄短须，相貌不同，身高不同，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皆神色恭敬。——他们皆为田宽的门生弟子。
年纪最长的那人正在说话，说的正是周澈诛灭季氏全族之事：“先生，周君以妖言之罪，诛灭季氏全族。以弟子看来，未免行事过苛。”
“噢？”
“季氏固暴桀乡里，民苦之已久，然而，罪不至灭族。况且明眼人皆能看出，此所谓罪名，必为捏造！季氏虽然暴虐，却不傻，怎么会犯下此灭族之罪呢？”
“不错，此罪必为捏造。弟子亦本地土著，是在本乡土生土长的，平时常闻季氏的恶行，杀人、劫道，皆有耳闻，只这‘妖言’之罪，却是闻所未闻，定是周君为灭其族而捏造出来的。”说话的是最年轻的那个青年，很气愤的样子，涨红了脸，要非师长田宽在前，没准儿他都控制不住自己，会拍案大叫了。“
田宽问道：“你为何如此愤怒？”
“先生，你教过弟子，说‘法’应该是‘不阿贵，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应该是公正严明的。触律必究，不触律，则无罪。周君身为一乡之长，掌数千户之家，怎么能无视律法，以捏造的罪名来用国家之器来诛灭私仇呢？”这个愤怒的青年显然是知道黄忠曾被季墨讹诈的事情。
最先说话的那个年长之人表示赞同，说道：“《管子》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又云‘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韩非子云：‘一民之轨，莫如法’。‘法’是天下万民的程式、仪表，是公器，应该秉公而行，不可因私而乱！周君因一己之私，罔顾其真，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而诛季氏全族，并祸及其友朋、亲属、门下宾客，受罪者四五百人。令人发指，真残民之贼。有这样的人来治理本乡，其患将必更甚季氏！……，先生，请你上书县廷，要求县君把他罢免了吧！”
田宽问另外几个弟子：“你们以为呢？”
其中一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