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原因其实是一回事儿，简而言之：缺乏训练，不够正规。
可以说，波才的这个反思是很到位的，如果能给他一点时间，说不定他还真能把这支黄巾军变成一支精锐，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他的“部下们”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波才把自己的帅帐设在了襄城县，到了襄城县后不久，他就召开了一次军议。
包括停驻在郏县的部队，所有能联络上的县、乡小帅都参加了这次军议。饶是如此，这次军议的规模也比以前小了许多。上次，他在阳翟城外也召开过一次军议，那次参加议会的小帅足有七八十人，这次只有四五十人。缺席的那些有的是在攻城或败退时阵亡了，有的则是不知逃去了哪里，至今还未能与主力会合。
军议是在襄城县县衙的正堂里召开的，四五十人环坐堂上。
波才坐在上首。
另有一人坐在的他的左下侧，位在诸多小帅之上，仅次於他。此人年岁甚轻，二十四五岁，黄脸短须，穿了一身黑色的精甲，按剑跪坐席上，身形要比堂上的大多数人都要健硕。他叫何曼，襄城县本地人氏。
颍川郡的太平道信徒本来只有一个公认的首领，即是波才，因为郡中只有他一人是大贤良师张角的弟子。因为这个身份，他得以成为此次起事的首领。何曼原本只是襄城县的一个小帅，与其它小帅的地位是一样的，之所以此时能高居於余人之上，有三个缘故。
其一，在起事后他接连立下大功，襄城、郏两县就是他带人打下的。
其次，他是襄城县本地人氏，占地主之利，算是半个主人，熟悉地方。
再次，波才以十万众围攻阳翟，最终却落得了一个大败，而他当初只以襄城一县的太平道信徒，总共不过四五千人。就接连打下襄城、郏两县。这份功绩在波才大败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因此，在黄巾全军溃败到襄城、郏两县后，他在颍川黄巾军内部的地位直线上升，现今仅次波才。
波才痛定思痛，在这次军议上提到了两件事。
先是再次提出：遣派一支军马北上阳翟，奇袭周澈。
上次波才提出这个想法时，何曼就表示了反对。
这次他依然反对，说道：“我军新败，士气低沉，且至今尚未能把溃兵全部收拢，如今收拢到襄城、郏两县的溃卒还不到五万人，至少还有四五万人散落在汝、颍之间。现阶段我军之重点应是在收拢溃卒，依我看来，并非再度北上的良机。”
“周澈竖子乃是我军之大敌。这次围攻阳翟，若无此子，定已取城。现如今他在阳翟城外练兵，吾等若置之不理，便是养虎为患，待他兵成之日，吾等想要胜他，将会更加不易了！”
波才围攻阳翟失败，这造成他在黄巾军中的个人威望急剧下跌。退到襄城县后，对下一步该何去何从，黄巾军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以波才为代表，认为应该再度北上，仍以攻下阳翟为首先之要务。
他们认为，只要打下阳翟，颍川郡内各县就群龙无首，就可趁机攻取全郡。
另一派则认为：根据京师里传来的线报，朝廷的援军就快来了，如果继续北上攻打阳翟，等到朝廷援军到来之时，万一阳翟尚未攻克，里外交困，必会再度失利，而一旦再度失利，在朝廷精锐的夹击下，恐怕就不只是溃逃，而是会落个全军覆灭的下场了。
因此，他们认为北上不如南下。
何曼以少数的兵力先后打下襄城、郏两县，也算是个知兵的人，对黄巾军以后的发展路线他亦有想法，他支持南下。
他说道：“据探骑回报，周澈竖子手下只有五千人，就算他把这五千人练成了，对我军也没有多大的威胁！我认为，吾等现应抓紧时间，尽快把散落颍、汝之间的人马收拢完全，然后挥师南下，支援刘辟，攻取汝南诸县。”
波才说道：“大贤良师给吾等的令旨是：攻克阳翟，平定全郡，向洛阳进军，以与冀州等地的大军形成合围洛阳之势。前几日吾等攻打阳翟虽小有失利，然主力尚存，岂能因此小失利就违背大贤良师之令？若不攻下阳翟，如何能向洛阳进发？若不取下洛阳，如何能使天变？”
何曼说道：“朝廷援军将至，再取阳翟已是不可能的了。昨天，派去汝南、南阳方向的探马回报，说汝南、南阳两郡的我军发展迅速，势头猛烈，已各攻取了两郡之大半！南阳神上使张曼成率赵弘、韩忠、孙夏等席卷南阳，以十数万之众正准备围攻宛城，贼守诸贡不能当。汝南彭脱与何仪、黄劭、刘辟等各率数万众攻杀郡中，大败赵谦。南阳，在我郡之南；汝南，在我郡之东南。此两郡皆邻我郡汝水南岸的五县。如公所言，今我军虽失利於阳翟，犹有数万之众。如果能打下汝水南岸的五县，我军就能与南阳、汝南的二十万大军会合。如此，众可至三十万！有此三十万众，进可取阳翟，退可入南阳、汝南。进退由我，岂不远胜於强攻阳翟，面临可能会全军覆灭的危险？”
诸贡是南阳太守。赵谦是汝南太守。就像何曼说的，这两位太守都不是本郡黄巾军的对手，目前的状况是节节败退，眼看两郡就要不保。
堂上的诸多小帅大部分赞同何曼的意见。
这些赞同何曼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