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庸的话不能说全对，但必须承认，也有理！
上层经济决定下层建筑，南北的经济差异还有人文结构，导致着南北学子的心态截然不同。
尤其是人文，南方是宗族，而北方学子背后没有宗族。
“臣不是说推行新政是错！”侯庸又道，“新政的好处不胜枚举！”
在座的都是人精，新政的目的无非就是为国库开源，遏制日益扩大的士绅阶层，加强中枢对地方的权利这三样。
这三样就是大明的帝国的筋骨肉，让整个大明帝国形成一个拳头，而不是朝堂上如何如何，地方上却各自为政。
尤其是遏制土皇帝一般的士绅集团，民夫钱粮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放在放在他们手中，使得官府收税要人还要看他们脸色，和他们商量。
就更莫说再往上的官绅勾结，官商串联，乃至在江南士绅在朝中竖立一个又一个的代言人。
“臣要说的是，李侍郎的方法错了，手段错了！”侯庸继续说道，“太急了！太狠了！”
“哪个有功名的学子名下，不挂着别人的地？他一去就大刀阔斧以为是雷厉风行，却不知是捅了马蜂窝！他等于是和全山东的学子为敌！”
“如此，焉能不反！”
“况且！”侯庸的话掷地有声，“李侍郎本就是南人为官，去山东查案，有心人就会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说他是为了当年的南北榜挟私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