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杨大人所言甚是，为蒙地安定计，丹丕尔、陶克陶不可不镇压，蒙民之生计亦不可不考虑。臣以为，内蒙垦务，不过得利于一时，其弊则流延后世万代，不可不仔细斟酌。”
说这话时，张志高特意向刘云使了个眼色，刘云知道他的意思，当即吩咐集团之外的程德全、朱家宝二人先行退下。
“好了，现在只剩下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文易死后，刘云自觉心态放开了许多，即便是曾经针锋相对的张志高，也可以当成老嫡系军人一般对待，进步或仁义，也许并不重要，找回曾经众志成城的感觉才是最有意义的吧。
没了外人，张志高也轻松了许多，至少不必刻意咬文嚼字。
“在那个时空的历史上，清末的时候也的确在内蒙推行了全面的放垦，其具体政策也与我们当前实行的没有多大区别，从实际效果来看，初期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蒙地经济，但其代价却是破坏了内蒙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促使土地、草场迅速沙漠化，随着此后放垦的扩大化，形成了连绵数千公里的北方沙漠带，直到21世纪20年代还在不断扩大，到2024年，侵入河北境内的沙漠距离北京市区还不到100公里，致使每年春秋北京周围都饱受沙尘暴之苦。”
听到张志高提起沙尘暴，刘云的记忆之门开了一道小缝：“这么一说，记得千桦有次打电话给我，哭着说因为忘记戴口罩，结果放学回家时吃了满嘴的沙子，刷牙的时候还咯出了血……这个沙尘暴，也算那个时空我们首都的一大风景了。”
“不单单是沙尘暴的问题，沙漠吞噬了草场，剥夺了植被，也令水源干涸，降水量一减再减，形成恶性循环，沙漠的扩张还影响到周边的整体环境，促使北方全面干旱化，也是黄河长时间断流的主要因素之一。沙漠扩张起来很快，治理却十分困难，草场开垦以后只要灌溉跟不上就很容易变成沙地，而要把沙地再恢复成草场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经过漫长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你的意思是，为了子孙后代计，应当停止放垦？”
“是，蒙古大部分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与其滥加开垦，不如大举造林以遏止沙漠扩张，改善北方整体生态环境，大规模的垦殖可以在自然条件更为充分的东北地方集中展开。至于第一期放垦的内蒙土地，由于接近大河水源，灌溉方便，地理条件比较适宜，就不必退垦，但也应组织种植防护林，完善水利系统，以免土地沙化，今后若再行放垦，也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来说，在各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建设北方防护林体系之类的生态保护措施也应及早提上日程。”
刘云欣然点头道：“让黄河不再断流，甚至奢望黄河水有一天能变清，的确是小时候的梦想之一，总理也有这样的想法吧。”
张志高耸耸肩：“我只是奢望那个时空的长江水有一天能变清而已。”
杨正金趁隙插话道：“臣以为，蒙古地方之利，在于畜牧与开矿，把道路交通建设好，政治整肃一清，不愁经济不发展起来，也不愁巩固不了边疆，不一定非要搞那个造祸子孙又触发民怨的垦务不可。”
“当前蒙古地方的最大问题，乃是落后的封建领主制的留存，要在蒙古推行新政，王公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必须收回，鉴于草原经济的特点，应将各盟旗土地改为牧民集体所有，税赋不分贵贱摊平到户，王公照发年金，所有纳地贵族按领地大小发给一定数额工商劝业金，逼迫贵族去经营工商业。各盟旗的政治体系也应仿照内地的地方自治制度，先派员训政五年，再行宪政自治，此外，内蒙专区分设为绥远、察哈尔、热河三行省的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
杨正金提到的“工商劝业金”一词，出自于内地土地改革，当国家赎买地主土地时，地价的二成由粮食和现金按一定比例支付，另外八成为存在银行的工商劝业金，只有原地主注册成立政府指定方向的工商企业时才能动用，这样就迫使原来的地主不得不去投资新式工商业，又避免了现金纸币大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
刘云点头道：“两位的想法很对朕的胃口，不能为了多收几个地价钱，就把内蒙的草场都搞成沙漠，应该反过来，努力把沙漠变草场，变林场。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不能再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做领地上的土皇帝了，我看那个被牧民打死的和硕亲王死得活该，也死得冤枉，我们要早夺了他的治权兵权，他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吧？蒙古要改制，西藏也不能落下，内蒙要分设三省，川藏那边也要划出个西康省，作为西藏全面改制的桥头堡和实验田，我们总不能让西藏的农奴制光辉灿烂地跨入21世纪吧？”
“是，为推动实现帝国的全面工业化，帝国境内的政经体制理应一统化，特殊化的边疆只能是动乱的根源，以当前中央所掌握的实力，没必要太过担忧改制过程中顽固分子的反抗。另外……”
大概是为了强调后面的话的重要性，杨正金刻意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屯垦制度，或者说，生产建设兵团制度，臣以为应当在东北、新疆等地全面展开，以优惠政策吸引退伍兵携亲带属前往开垦，其中的男丁身兼高度组织的农场工人与预备师团官兵二重身份，平时边生产边训练，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