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兰斯多恩最后总结说，“我不敢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
与兰斯多恩不同的是，罗斯福不敢肯定美国人会怎样做，到1909年他卸任时，美国舰队的未来不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他的继任者。
继任的塔夫脱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了对远东形势的担忧，并暗示美国海军的目标是成为一支随时可以集中力量应付任何一个方向——尤其是太平洋方面——挑战的有效力量。
但在接下来的实际政策执行中，塔夫脱政府既没能以外交手段遏止德国和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又弱化了自罗斯福时代以来海军蓬勃发展的势头，一面高叫和平、克制，一面又在军备上自束手脚，企图以抽象的道义原则来说服各国共同保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利益，在老奸巨滑的约翰牛们看来，实在可笑至极。
此时，劳合*乔治也只好苦笑道：“温斯顿，没办法，只有美国有那样的力量。”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听我们的？那位绅士会说，不，我们不是靠战舰，而是靠人类的普遍正义与道德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和平，让战争滚得远远的！哈里露亚！”丘吉尔不无嘲讽地学着美国人的腔调叫道。
“在现实的威胁与利益面前，美国人迟早会放聪明的。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宁愿把太平洋全都送给美国，也绝不肯中国和德国占领哪怕一个珊瑚礁。”劳合*乔治显然不是在说笑话。
阿斯奎斯首相眯缝起眼睛：“这么说来，大英帝国真到了无法保卫太平洋领地的地步了？”
麦肯纳无奈地摊手道：“首相阁下，很遗憾，现在看来正是如此。如果我们无法说服那两个野心勃勃的帝国放弃他们的海军计划，未来我们将不得不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做出选择，很显然，我们必须优先解决欧洲问题。”
“何况欧洲问题本来就很棘手了，”陆军大臣霍尔丹放下烟斗补充道，“俄国担心被中德两面夹击，一直犹豫不决。他们被中国人打怕了，需要看到希望，资金和军备的援助还不足以重塑他们的信心，美国的加入将会促使他们下定决心，那个协约需要美国。”
“但是，美国需要我们吗？就算把太平洋送给美国，他又真的肯要吗？”丘吉尔刻意加重了语气。
“美国需要利益，而我们掌握着最大的利益，我国与美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和法国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可以向美国开放市场，中国和德国就没有这样的筹码，他们的高关税把美国人挡在了门外。我们只需稍加调整经贸政策，把美国经济与我们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设法最大程度地隔离美国与中德的经贸联系，美国就最终会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归根结底，相对于那两个军国主义的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才是我们战争可以依靠的盟友。”劳合*乔治语气坚定，仿佛那注定的未来早已在他眼前反复重演。
这位财政大臣阁下当然无法预料，几天后，一九一零年十月十八日，德皇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抵达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在这法国视为口中之物的地方大放厥词，自称“大西洋的海军统帅”，表示“德国绝不放弃为其人民寻求生存空间的天然权利”，“德国海军应当为行使这一正当权利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时隔五年之后，欧洲再度走到战争的边缘。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英国对德妥协政策的彻底破产，从此，英国开始设法构建英法俄美四国协约体系，以继续维持其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殖民帝国……”
——《近代国际关系史》，一九五零年，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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