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丝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其上呈与皇帝。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
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tai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十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
这就是所谓明朝四大案件的胡惟庸案，最近写了不少胡惟庸，一些书友们就问我，胡惟庸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谋反，还是朱元璋为了铲除宰相这个千年制度，而设置的套儿。
对于这个问题，小景最近也翻阅了不少资料，也找到了蛛丝马迹。胡惟庸案件记载最清楚的是在《明史•；；奸臣传》上，整个传记上，将胡惟庸谋反的起因、动机、活动、以及被杀过程都记载了下来，可谓详细，最后也写出了胡惟庸造反的罪证：“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弹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传中只写胡惟庸谋反在联合了平谅侯费聚等人勾结边关人马，朝廷只是勾结了陈宁，坐镇中书拭里应外合，但尚未发动兵马谋反，就被人告发，被朱元璋一网打尽。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谋反之状并没有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记载胡惟庸谋反的罪证，一切只不过是用了秦桧的招牌计量“莫须有！“
也许有的书友说我瞎掰，是不是瞎掰，这不是我说的算。《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但后来胡惟庸的罪状倒是像后世流传的故事一样，被人一层一层的传说，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大，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发现，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到后来胡惟庸简直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只要有事，你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而这些罪证，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嘉庆年间编写《皇明吾学编》的史学家郑晓就说过：“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公诸狱未可知？“这句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不相信，当初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的罪状，而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说得更清楚“其初狱亦何暖昧少证也，隐十年后发。”这就是说胡惟庸的谋反的罪证，还要等到十年之后才发现，可见这位老兄一点都不相信，还有明朝中期的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