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写起警察生活来文笔非常细腻哟，这就是此作品与别的警察题材作品不同的地方。
夕阳似烟，斜照在花坛上。透过碧叶的光斑不停地在地面闪动，仿佛洒了碎银，微风过处，满目星辉。
陈涛拉了一把旧藤椅出门来，放在浓荫里。大难后的平淡生活，使他养成了闲时读书的习惯。以前他不大喜欢与人交往，如今则更是深居简出。考虑到错案的折腾，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政委罗中华嘱咐李明，要求所里不再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以便让他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忘掉丧妻失子的悲痛，忘掉身陷囹圄的悲伤。一个人的情感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不论多么坚强，在突如奇来的灾难面前，都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和身心疲惫。不过，陈涛却自始至终严格要求自己，该上班时上班，该下班时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因私人事情向单位告假。这种变化催生了他的沉默，催生了他几近与世无争的漠然。假如说他还有笑容，还有一点奋进的朝气洋溢在眉羽间，使人感觉到他仍是一个读书人，仍是一个壮志未酬的青年警官的话，那便是他在与母亲相处时溢于言表的恬淡和他深沉的目光里时不时透射出来的执著。
指导员周兰能够理解陈涛深埋在心间的痛苦，她曾多次劝说陈涛，希望“老所长”勇敢地抬起头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当然，每一次。陈涛都只是浅浅一笑，反问她：“难道我懦弱了么？”是呀，难道陈涛懦弱了么？陈涛不懦弱，陈涛很坚强，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因此，次数多了，周兰也就不再劝说了。对于一个在大灾大难面前能从容镇定地静观潮起潮落的人来说。过多的劝说无异于对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后来，她改变了方法，她不仅把陈涛当做自己的属下，她更是把陈涛当做了自己的好老师和好大哥。她时常主动找陈涛聊天，谈花卉种植，谈音乐，谈文学艺术。甚至还谈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谈得投机时，陈涛偶尔也会向她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问她：“你丈夫何时退役？……咋还不要小孩呢？” 她笑，笑得很开心。她说：“早着呢，干嘛遭急呀！”
交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越过苍茫湖水的晚风。带来了初夏禾苗的清香和花草的芬芳。又是一个初夏了，陈涛想起了妻子和孩子，他的目光模糊起来，妻子的身影和孩子的身影不停地在脑海里飘荡。虽说他和妻子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一切都像是命运的故意巧合和刻意安排。什么共同语言，什么共同爱好，在他们夫妻之间纯属碧天彩虹般美丽的幻影。但客观地讲，多年的夫妻生活和乖巧可爱的孩子，成为了万能的粘合剂，把看似不相容的两个活生生的人牢牢地粘合到了一块儿。妻子和孩子走了。他的情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鲜血渗合着咸腥的泪水，从他博动的胸怀喷涌而出，浸淫了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毛孔，使他对自己的未来和人生的价值不得不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思索。以前，或许他对自己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地度过是有所思考的，但终不至于下定决心，立志要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做一点什么。可如今。大难不死，他领悟到了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因此，获释出狱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要为情感“疗伤”，而是要为情怀“进补”。他去城里的书店买回了大量的人文法制类书籍，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夜以继日地阅读。他希望自己能从广泛的阅读中理清发达国家和不发达的中国在政治体制构建、法制体系运行、人文精神营造等诸多领域的本质差异，理顺自己认知社会、认知人生的思路，从而尽可能地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所谓“有益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是继续当好一个警察。要当好一个警察太容易不过了，只要不贪赃，不枉法，恪尽职守，在老百姓心目中就肯定会是一个好警察的。变革时期，老百姓对“好警察”的要求不是很高。他的目标不是这个，这个目标太低了，如果他将人生的奋斗目标确立在仅仅只是“当一个好警察”上，无疑会愧对离他而去的妻子和孩子，会愧对他的牢狱之灾。妻子和孩子的鲜血催促着他，牢狱之苦警醒着他，他必须站到人生崭新的高度，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努力解剖社会，能力有限，也许不能遂愿，但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都无怨无悔。基于如此信念，所以，她对妹妹陈蕊说他要写书，写探索公安队伍建设的书，事实上他要写的绝不只是探索公安队伍建设的书……
他起身来，迎着落日的余辉向开阔的大堤走去。母亲在忙着做晚饭，出门洗菜时瞧见了他远去的背影，大声问他：“涛儿，去哪？”
陈涛回头：“我去大堤上看茶花，今年的茶花开得比往年鲜艳，快凋谢了，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
“早点回来，吃了晚饭后给你妹妹写封信吧……死闺女，你不写信去她是不会写信来的！”
“好，一会儿就回来！”陈涛一边答应一边心不在焉的继续朝前漫步。
穿过曲折的林荫道，转一小弯，便是大堤的入口。正准备上大堤，却和疾步如飞的李明撞了满怀。
“有事吗？”他问。
李明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气喘吁吁地说：“黑二跑了！”
“怎么跑的？”
“刚接到县局指挥中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