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卫笑着说：“我也很理解！咱乡里计生工作干得这么好，还不都是你哩功劳！”
费用笑着说：“哪里哪里！木有你们哩大力支持，我一个人咋能干好q年县里计划生育工作会还木有开，春节前，该走哩路数我都走了，计生委领导们、主要科室科长们，我都亲自上家里坐了。前不久，领导们打电话说，县里年度计生工作会，咱乡是先进！”
张红卫笑着说：“唉，领导就是领导，想哩周到呀！”
费用笑着说：“现在哩计生工作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嘛！你干哩再好，就是把咱乡里育龄妇女都结扎完，一年一个娃儿也不生，只要是来检查，不是流动人口有问题，就是资料不完善！反正，按上级制定哩检查细则，都有毛病！这些病需要咋去治疗呢？一个字——钱！钱真是好东西呀，能治百病！只要钱送到位儿，不管是省里检查，还是市里检查，保准木有你！咱省里人口数量搁全国排哩虽然是第三位，可是听说重庆要划直辖市，重庆划成直辖市，四川哩人口就不是第一了，咱省就成了第二了。省里领导们在电视电话会议上不停地强调要把人口出生率降下来，那意思是‘坚决不能当第一人口大省’！听说外省，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计划生育根本就不是回事儿，想生就生吧，工作人员也一样，生了，只要交罚款，反正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哩，正儿八经干工作是干不好哩。只要收哩罚款多，到检查时候，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拿钱摆平！”
张红卫笑着说：“费书记真把事情看得透！怨不得李书记一定要你抓计划生育呢！”
费用笑着说：“木这儿两把刷子，还能在官场儿上混！我是纪委书记，知道行贿受贿犯国法，可也木办法！”
张红卫笑道：“这算啥犯国法，这叫人情往来。”
费用笑道：“想不到红卫对这些事儿看得怪透，比你老子强多啦！”
张红卫笑道：“我老子是老脑筋转不开新时代哩弯儿。”
说着，几个人已经到了磨坊村。工作模式还是那样，开村组干部会动员，然后把罚款、孕检、流产、结扎等任务分到村干部人头上，又要求组干部回家开群众大会—这年头村里开群众大会是没人参加了，组里群众会也只是寥寥几人而已，说到群众会都是场面上话罢了。
磨坊村属于深山村，允许群众生二胎，所以各项工作都很好搞，个别木有等得及办证就生的，罚款交得也很利索。当然办二胎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成的，需要县里、乡里、村里有熟人，有人给你使劲儿，因为办理二胎证也是有条件的，比如“428”，就是二胎跟一胎相距四年，女方年满28周岁。满足了这些条件还不行，因为国家严格控制二胎，二胎证发放的指标有限，有好些够条件的也办不下来。不到上面努力的话，等到胡子白的时候给你发个证，有那心没那力了。所以像磨坊村这样的深山村，计划外出生也很多，每年没少给计生办做贡献。
郭黎常就跟他哥哥郭黎运一样，到四川找了个媳妇，生了两个女儿，三胎生了个男孩儿，罚了6000块钱。磨坊的老百姓工作还是好做的，只用了半个月时间，费用就带头在全乡完成了计划生育各项任务。
春季计划生育突击结束时已是初夏，山上的蚕已经下了坡，蚕茧该卖的已经卖过了，按照县里安排是征收农业税、特产税的时候了。有地的交农税，有坡的交特产税——在梓圩这个地方就是蚕业税，乡干们进村入户，一家一家征收。
这两年国家不停地要求给农民减负，不准地方政府擅自给农民增加负担，可是乡政府还有一大帮子人要吃饭，乡政府的大门每天还得开，该干的工作还得干，该花的钱还得花。乡政府收入算完，也就是统筹、税收，别的没有了。国家实行国地税分开的政策，像梓圩乡这样的穷地方，每年的工商等税收也得给上面交个十几万。农税是全部留给地方的，征收多少，入国库后就能返还多少，全是乡级政府的收入。听说有些穷乡镇，收入少得可怜，乡干们发不下来工资，只留个看大门的，其他的都先停薪留职，回家自谋职业去了。这些年亏得李书记点子多、关系广，时时地往北京、省里、市里跑跑，送送礼，跑下来些水利工程款等，把工程好坏干干，矢个钱，乡政府挪到财政上，发工资、打发帐，维持着日常运转。就这，农税也得尽量做到颗粒归仓，对那些顽抗或软抗不交的，都要下达法律文书，限期缴纳，到期不交，就申请法院执行。
郭家庄的郭黎运就是顽抗的代表，用卖子女的钱盖起了两层楼房后，儿子丢了，秋燕的精神出了问题，不停地花钱治病，郭黎运又整天没有挣钱门路，一家几口人的嘴都顾不住，哪里有钱缴税！法律文书下了一年又一年，郭黎运毫无办法，丝毫未交。郭世收知道国税皇粮的厉害，往往不等乡干部到家里催，听说开始收税了，就主动把钱交到队长手里，每到这时候，田青云就说：“郭黎运家年年都不交，也木见乡里怎么着！”
郭世收笑着说：“国税皇粮自古以来谁能逃得了，现在不交，有一天也得交！”
郭黎运听说后，找到郭世收说：“世收叔，我是打定主意不交了，看乡里能把我咋样，还能把我吃了！？我给他交了税，我一家儿人上哪儿吃饭去？新社会不兴饿死人！”
郭世收笑笑，不屑于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