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易之所在的时代实在非常微妙。即使世界已经因为穿越者的到来而多少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前任穿越者虽然做了很多正事,但很多地方却显得非常业余。
无论是强行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也好,很多方面的缺失也罢。
就像是哲学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历史都受到了影响,但是欧陆方面很多东西,依旧遵循原有的规律。
按照欧陆的纪年方式，公元1804年,在哲学上的公元十九世纪初有诸多巨大的影响世界的发现，但是时间要稍微晚一点。
比方说，现代逻辑学的出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撰写,要往后推三年才开始。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诡辩“白马非马”之所以能够在当时难倒诸多人，根本原因就是逻辑学原理的缺失。而当前大明的诸多非此即彼和混不讲理，很多时候也可以被归为逻辑学的问题。
事实上，易之并没有发现这其中的问题，他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而产生了自然的逻辑概念的。而对于逻辑学本身，他毫无造诣。甚至于对于周围的人们其实很多时候有逻辑混乱的问题，他都没有任何发现。但是诞生在黑格尔逻辑学之后的马哲，原本就含有对黑格尔哲学理论的吸收和发展，换而言之，他所给出的马哲，原本就蕴含了一些关于逻辑学的理论。
而多年以来，不断研究哲学试图为整个大明找到前进方向的学者们，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个头绪，只要给他们一个线头，之后如何摸索到织机边上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易之的那篇马哲文章，却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朦胧的关于逻辑的问题，而后一发不可收拾。
多年来的困惑思索和积累，在这一刻完全爆发了出来。在短暂的时间里，诸多从马哲中间旁敲侧击而思考出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如同井喷一样爆发，整个大明的思想界和哲学界就如同是被鲶鱼搅动的鱼群，没有一刻是安宁的。
不断有新思想新理论被人创立出来。不断有人从默默无名到被所有人认可，而这当中，最无法被人忽视的理所当然是易之。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一篇文章，如果不是他将所知道的新哲学介绍出来，如今的场景就不可能出现。对于整个哲学界来说，即使易之标明了说这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他不过是个整理者，但是大明的哲学研究者们，理所当然部分忽略了那个外国人的存在，说到底，整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建树，没有对一种理论的深刻理解，谁敢随便整理呢？易之的地位瞬间被他们抬高了。
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有没人能够找到卡尔·马克思这么一个人，也没人能够从除了易之之外的渠道得到更多理论的缘故吧。
不论如何，对于这群纯粹的学者而言，他们几乎都站到了易之现在所主张的中立派这一边，因为那一篇文章，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就认为学者应该别搀和政治的事情，要搀和就直接中立算了的想法。
这样的形式，让整个文化圈都大跌眼镜。不管怎么样，文化圈还是以激进派和保守派为主要成员的。两派在对骂得你死我活的过程中，本以为谁都不会意识到那个毫无存在感的中立派的，但是就靠着易之的这么一篇文章，中立派不但瞬间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更拉起了一大批有身份，有地位的支持者。
谁都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是这样。
但是想想当初易之是如何解决那些不依不饶想要抹黑他的人的，又觉得即使看起来像是个奇迹，但一切就是这么顺理成章。
毕竟是易之嘛……
而这一次之后，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陡然都意识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在易之拉到了纯粹学者们的支持之后，他们已经无法再掩盖和打压新生的中立派了。中立派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事实。唯一值得庆幸的，或许是中立派因为主张的缘故，从来就不像是他们一样具有煽动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影响力或许不会太大。
而一些原本站在保守派或激进派当中，却多少有些不太喜欢极端的人，在阅读了马哲的理论之后，也产生了改变。
他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的主张更加接近于中立派。从内心深处而言，他们的想法和马哲中的理论是一致的。
两面性，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面，拒绝去看见另一面。而这样的判断方式，原本就是错误的。新哲学使得他们模糊的感觉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而感性上升到理性，本来就是一种必然。
明明应该是最没有号召力的中立派，硬生生靠着似乎毫无关联的一门哲学，从数百年积累的保守派和中立派中间，撬走了不少人。几乎是一时间风头无两。
而此时的易之呢？
“我也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信。”把一封信交给了于伯英，易之脸上是苦笑。
于伯英接过信，瞥了易之一眼，嘴里还在数落：“叫你自己多学点，你又笨得不行，行了吧，人家看见你弄出来的那个马克思的哲学给你写信，结果你根本就看不懂！丢死人了简直！”
易之交给于伯英的，是好几封来自于欧陆的信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方式看到了他所发表的那篇马哲理论总结，而后给他写了信。可是一看上面的字母，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