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着这个时代的人难以想象的“见识”，皇帝陛下对大明王朝末年面临的困境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流民、后金、腐朽的大明（排名分先后），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大的祸害，必欲除之而后快。
随着顺序后延，解决的难度是越拉越大。尤其是最后一项大明的腐朽最是根本，如果大明王朝上下一心，君臣一体，什么后金鞑子根本不值一提，他们也压根不会萌生不臣之心。当然了，国富民强的大明王朝，即便流年不利遇到三五年的自然灾害，也会安然度过，根本不会产生不可遏制的流民，什么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也就不会应运而生。
但是，腐朽的大明却是由来已久，那可是集数十年、甚至百多年来形成的积弊，不是三五年、甚至十几年可以从根本上彻底扭转的。
既然已经对面对的局面有了初步的认识，皇帝陛下也只有全力以赴了。虽然路途荆棘密布，可他也根本没有退路。好在尚有几年、十几年的时光，总可以徐徐图之，眉毛胡子一把抓显然并不利于扭转大明的颓势。况且扭转大明王朝的颓势可不是朝夕间能够一举收功的，急功近利反而会适得其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复徟也已经逐渐安于“现状”了。大政方针确定之后，王复徟，哦，应该说是大明王朝思宗皇帝陛下稍稍稳定了心神，不似此前那样一筹莫展几欲甩手撂挑子了。
可眼前却有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王复徟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可工作之后他才发现，他真正爱好的、或者真正擅长的却是文科。前世有段时间，对于大明王朝败亡的原因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各种论调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崇祯年间一直上溯天启及万历年间的往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复徟既没有某方面的野心，工作尚属悠闲，因此就有大段的时间参与那场大讨论。虽然期间备受妻子的白眼儿，可也因此对明末清初的那段史实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可是，搜肠刮肚之后，也只有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过梃击案（红丸、梃击、移宫是明末著名的三大案，稍微对明史感兴趣的都是耳熟能详），另外就是翻遍了正史以及所有的犄角旮旯中的稗官野史，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崇祯皇帝曾经遇刺”的记载。
但，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崇祯皇帝的确遭受了袭击，自己后脑海兀自隐隐作痛的血包也可以为证。
难道是前面不知哪个家伙横插了一竿子，导致历史的车轮稍稍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要说在禁卫森严的皇宫大内竟然有人要刺杀皇帝陛下，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可如果了解了大明思宗皇帝即位之前、以及即位之初的境况，也许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大明天启二年，被乃兄大明熹宗朱由校封为信王之后，他就成为大明王朝名义上的第二人，可谓尊崇至极。可在天启六年为尊崇至极的信王殿下选定的信王妃，却是出自实实在在的平民、甚至贫民（其父周奎所从事的职业可以为证）。
信王妃周氏祖籍苏州，年幼时就协助其母丁氏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其父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这不是杜撰，也不是稗官野史，而是有着明确的记载。
除了起于草莽的开国之君，贫贱之时无法与高门大户攀亲。历史上，无论中外，权贵之家其子弟的婚姻无不以势力为纽带。而堂堂的大明王朝皇弟之信王殿下，却只能以平民之女为妻，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了，此处绝无贬低周氏女之意，也不认为信王妃若是出自皇亲贵戚就是那么的完美无缺。而且后来周氏皇后与思宗皇帝一同殉国，实为国人楷模，也当得起“国母”称号。
想起这些不堪的往事，皇帝陛下并不是觉得自己委屈，而是要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信王”在皇家和当朝大臣眼中的“分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况且即便在入承大统之初，尚有熹宗遗后之“勿食宫中食”的警示。
当然了，满可以将此摁倒阉党魏忠贤的头上，可似乎并没有多么有力的说服力。
又况且刚刚铲除了阉党首逆，相当多人的利益大受影响甚至灰飞烟灭，说是翻天覆地也绝不为过。而其中不乏人利令智昏，因此也根本无法排除其中有铤而走险之辈。
因此，以上各种因素，再加上某处某个蝴蝶翅膀的煽动，发生“崇祯皇帝遇刺”的恶性事件，也就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
皇帝陛下费尽心思捋清这件事情的原尾，并不是要睚眦必报，而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随着自己除三害措施的次第展开，肯定会有更多人、更多小团体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根除，双方势必形成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局面。因此，宫中的宿卫当是最为紧要，皇帝陛下可不愿意重演“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戏码。
虽然崇祯朝的这一桩行刺事件并非意外，可也不代表皇帝陛下就不予追究。
那名叫做喜子的小太监自然在行刺当场就被乱刃分尸，可追查幕后主使也是应有之举。
追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至于那追查的结果嘛……也就是没有结果。
小太监喜子是以孤独之身净身入宫的，亲戚朋友一个没有。因为聪明伶俐，办事勤快，入宫后很得魏公公赏识。喜子也是感念于此，行刺前很是有些“魏公公冤屈”、“皇上不该如此对待九千岁”之类的妄语。因此，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