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除人的信仰、情操、道德、素质这些东西，单从人的本性来说，一个人为什么会主动的加入到一个组织中去？为什么很多人会争先恐后的加入到一个组织中去？
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到当年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的近代的话，我们不得不说，当年那些舍家弃业，投身革命的前辈们，单纯的就是因为从当年的党的身上看到了挽救民族挽救国家的希望，所以投身了革命加入了党。
不过呢，即使大明朝就是正处于晚期的时刻，进入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了，可是单纯从外部环境上讲的话，晚明中国的情况的恶劣的程度还是完全没办法和那个每个人都要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屈辱时代相比较的。
明朝末年的中国环境，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混乱和绝望的时刻。它并没有和中国其他的封建王朝的末期阶段有着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能够被称之为有识之士的肉食者，全都是在已经僵化腐朽了的儒家思想的圈子里转磨磨的人。除了高谈阔论那些有关心性，有关人欲天理之类的废话之外，有资格参与和领导社会思想变革的封建知识分子里，就是比较高尚，真的有些信仰的人，也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水平。
王书辉在明代并没有成功的找到那种本身就有革命意识，本身就有投身革命改造世界的伟大情操的人。这种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本时空的现实里都不存在。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王书辉实际上是凭借着超越时代的思想，超越时代的理论，超越时代的技术，超越时代的手段，使用“先进”的影音技术（电影）和工业化的教育体系，批量化的，工厂化的，标准化的在生产着具有先进思想意识的人。
王书辉的弟子们，复兴党近万名的党员们，你要说他们是革命者，那你就太看得起他们了。从他们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上看，他们最多能够成为勉强合格的执行者，基本合格的操作人员。
你别看王书辉使出浑身解数对这些人进行了六七年全方位的教育和培养，也别听他们谈论起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头头是道。他们或许了解了这些可以作为革命者的精神食粮的宝贵知识。但是他们毕竟不是自发自觉的投身革命工作的。
王书辉先把他们收纳到了自己的麾下，然后才把各种知识和理论教导给了他们。这就像在现代社会里一样，全中国无数的以亿为单位计算的，从初中开始就系统的学习了科学社会思想的年轻人，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并不比当年那些在枪林弹雨中为革命牺牲的前辈的水平低。
或者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水平要比那些经历了雪山草地的残酷考验的伟大战士们的水平要高的多的多。
可是呢，那么多比当年革命年代的革命者的理论知识水平还要高的，受过系统的教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又有几个把科学社会思想，甚至再低一点要求，又有几个人能够把唯物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信仰呢？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王书辉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几个。
出生和成长在现代中国，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科学社会思想的实践成果的现代中国人都不信仰唯物主义，没有科学社会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既然如此，王书辉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家伙，又怎么会认为经过自己批量化工厂化的工业化手段培养出来的满身都是农业社会细胞的学生们，会是什么自发和自觉的伟大革命者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本人都不具备革命者的素质和情操。他对于明朝末年的理论实践和社会改造，实际上是一种希望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希望彻底的改变已知的历史进程，提前几百年把中国拉上工业化的轨道上去的做法。
更主要的是，他也是要通过这样的工作，探索彻底的消灭仍旧在现实中国里弥漫着的权力封建思想的可能性。
王书辉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他知道再怎么先进再怎么正确的理论，想要在实践中得到实现，都必须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就是说，无论王书辉已经见识过，还是他自己信仰的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什么样的，他都不会奢求明朝末年的中国会变成那个样子。
革命理论必须和革命实践现结合。指导复兴党发展的革命理论，必须和明朝末年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才是王书辉所坚信不疑的。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在王书辉心里面，他觉得只要中国走出封建主义的桎梏，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王书辉心里早就把这一切想的很清楚了。所以在大冶县的复兴会钢铁基地完成了党校和党员干部培训之后，他就重新投入到了大冶县的冶金工艺研究局，和那些土著研究员一起摸索耐高温耐高压的钢铁生产工艺。
实际上，他们研究的东西谈不少有多么高明。王书辉从现代社会里拿到了一整套一战时期的德国的耐高温和高压的钢铁生产工艺材料。目前复兴会的钢铁生产企业本身就具有生产高温高压设备的能力。他和那些土著研究人员要做的事情，不过是一点点的按照图纸和数据重新走一遍，熟悉一遍而已。
对于王书辉来说，一旦复兴会自己的钢铁企业具备了生产这些耐高温高压的设备的能力之后，那么他在全中国建立“工业化农场和工业城市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