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六一个大字不识。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头脑的条理性却是很强的。
关于这一点，一方面有先天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和实践的积累有关系。当一个海船的船长，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不然他是很难在复杂的航海条件下，把一艘风帆动力的船上的船员调配明白的。
卫六来过武昌府不止一次了。但是他被复兴会的警察抓住却只有一次。经历了一白天在木笼子里的示众和一晚上铁笼子的关押，卫六可从来没有在武昌府里再犯过一次毛病。
卫六去过日本，去过吕宋，在自己的祖国大明朝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些地方，卫六都没有产生过当地规矩很严的感觉。卫六来武昌虽然有十来次了，可是每一次他在武昌逗留的时间都没有超过五天的时候，所以总的来说，他甚至不能算是在武昌正经生活过的人。
但是，经过了那一次严酷的惩处，卫六还是对武昌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身边的那些朱家的伙计账房之类的人，也都有相同的想法。
可是真要是叫起真儿来，卫六还就真的很难说出为什么武昌府规矩很大。而且，卫六想了半天之后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似乎复兴会这个势力强大的商会，好像把官府该做的事情给抢了。
“在武昌城里，复兴会的规矩比官府的规矩大。复兴会的人比官府的人说话好使。”
卫六虽然是个有着类似于半商、半工、半匪身份的远洋船长的身份的人，可是从本质上说，他仍旧是个老百姓。所以在对朱家三少爷朱之瑜介绍复兴会的时候，他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点明了复兴会在武昌府的地位。
朱之瑜就是再怎么反对现在大明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他再怎么具有反叛意识和创造精神，可是从他读书人的身份地位来说，他仍旧是一个讲究名正言顺的封建读书人。
所以，朱之瑜听了卫六的话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两个字：“僭越”。
从科学社会学说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带有明确或者模糊的阶级特征。就拿“僭越”这个词语来说吧，如果从词义分析它的话，“僭越”这个词无非就代表了“超越本份做事情”的简单意思。可是要是从科学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词语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个词语本身是有社会性质限制的。
僭越这个词所表达的“超越本分做事情”的背后是一个明确的社会等级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等级社会里，才存在不同的等级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等级具有不同的权力的事情存在。
当然了，能够明确的产生等级意识的人，宏观的划分有两种，一种是统治阶级出身的人。统治阶级有自己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概念明确了或者通过实践发现了社会等级不仅存在，而且这种社会等级的存在有利于自己。
另一种则是被统治阶级出身的人了。被统治阶级也就是老百姓大部分缺乏明确的社会等级意识。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在生活实践中没有感到等级的存在，而是他们被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所蒙蔽，认为自己的命就是这样的，自己天生下贱。甚至于他们会从迷信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的苦难生活是因为前世有罪之类的无稽原因导致的。
朱之瑜或者是一个在思想上相对进步相对开明的读书人。可是他仍旧是从他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问题的。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的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封建读书人，朱之瑜对于复兴会这个他理解上的商社，在武昌府能够取代官府的职能产生了下意识的反感。
出生和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本家族的主要收入是依靠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织坊和商社提供的。但是依靠着祖辈、父辈和兄长的官僚身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红利生活读书的朱之瑜身上具有典型的权力封建体系下的官僚资本家家庭成员的思想特征。
在面对着代表着封建秩序本身的国家利益的时候，朱之瑜这样的人敢于反抗，或者说具有反抗的意识和勇气（反对政府商税）。可是在面对可能动摇权力封建体系这个他们所依存的落后制度的事物的时候，朱之瑜又会产生本能的反感。
所以用一句现在正在流行的网络词汇来说，明朝末年确实产生了相对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种具有浓郁的权力封建成分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意义，只能说“然·并·卵”。
相对于朱之瑜这样统治阶级意识明确的读书人来说，卫六这种社会经验丰富的老百姓对于“变化”这种事情却适应的非常的快。
卫六看到朱之瑜三少爷有些不以为然的表情之后，对他说道：“三少爷，老六我大字不识一个，可是我也知道三少爷对于这复兴会可能有些不服气。但是呢，我老六也要和您多一句嘴，我们这些跑海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到了什么庙就得念什么咒。”
朱之瑜对于卫六的印象颇好，所以听到卫六用余姚土话说了句有意思的俗语，他就饶有兴趣的问道：“哦？此话怎讲？”
能跟读书人聊聊天卖弄卖弄自己的见识，特别对象还是家里的少爷，所以卫六对朱之瑜说起话来就没有那么许多的顾忌了。他有些得意的对朱之瑜说道：“到什么庙念什么咒，这道理还是小人和一个闽南的老海商学来的。”
“小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