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和复兴党的正式职工相比较起来，张献忠裹挟而来的流民们享受的待遇和普通的复兴党的职工是一样的。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复兴党的正式职工是有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的。但是接受劳改的这些流民就没有任何的工资和奖金了。
复兴军内部的原则是政治挂帅。也就是说，在复兴军内部，各级指挥官和参谋等指挥员、参谋员都是作为业务干部存在的。
在复兴军内部担任领导工作的主要是政治干部。比如说，在复兴军的各级单位里，政治干部比业务干部的地位要高。通俗的讲，就是说教导员（班）、教导长（排）、教导主任（连）、总教导（营）、政委（营组成的军团）才是各级军事单位的一把手。
除了不能在作战过程中干涉指挥员和参谋员的业务工作以外。复兴军上下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各级政治干部的领导下开展的。复兴军的最高领导就是复兴军总政委王书辉。
一般来说，战后总结的工作应该是主要围绕着业务干部展开的。可是因为复兴军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敌人都非常的弱小，所以在复兴军的战后总结中，很难总结出针对复兴军自己的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在大部分战后总结里，反倒是政治工作经常会被拿出来讨论。
比如说这一次和张献忠部战斗后的作战总结里，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的个别干部就提出，针对张献忠裹挟而来的流民进行法律宣判，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形式主义了。
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王书辉最不耐烦的就是很多人动不动就把屎盆子尿罐子扣到制度上面。对于那些动不动的就像个文青二逼一样把事情怨到制度的头上的人，王书辉是相当的鄙视的。
他一直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起到主要作用的。没有好的人，就不会有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干部，就没有好的政府。没有好的党员，就没有好的政党。是人决定了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制度决定了人的好坏。只要不存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那么社会生产关系的人为变动，就是非科学非理性的。
说起来，王书辉这么想问题的时候，主要还是因为王书辉本身并没有接触过实实在在的政治工作。他在现代社会承担的是业务工作。缺乏相关实践的王书辉对于制度这个东西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浮于表面的。
穿越到明末的王书辉在经过了大量的实践之后发现，制度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很重要的东西。虽然他仍旧坚定不移的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王书辉也发现，相比较机械死板的制度来说，其实具体的人，具体的干部，要比这些制度不可靠的多。
在明朝末年这个全面落后的环境里，王书辉才发现，无论是制度决定论的思想还是官僚主义体系这些东西，虽然它们都有无法回避的错误性，可是这些错误思想的产生有它的合理性根源。
王书辉在复兴党成立和发展的这九年里，通过大量的实践和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没有硬性的制度的约束，复兴党的这些接受了工业化批量教育产生的党员们，就会在工作中出现大量的错误。哪怕是王书辉手把手的教一个干部怎么做一个工作，只要王书辉一离开了这个人，让这个人自己去实践的话，他就能把这件事情做的千奇百怪。
就说这次对于复兴军俘虏的流民进行的法律审判吧。虽然王书辉本人非常鄙视程序正义这一套狗屁不通的东西，而且他也不是个多疑的信不过别人的人。可是如果不按照复兴党的制度对这些流民进行审判，而是让下面的干部自行解决这些流民的问题的话，那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葩问题。
除了会出现一些干部收受贿赂以权谋私之类的事情之外，无视中央的规划和要求，拿着鸡毛当令箭，直接把这些人划归到自己的部门和单位承担相应的工作以填补人力缺口的事情，肯定会层出不穷。
但是按照制度，对这些流民进行了法律审判之后，确定了这些人的接受劳改人员的身份之后，不管能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问题以及各部门无视上级自行其是的事情，至少有了制度这个东西，就让复兴党对于敢于违背中央命令的人，有了进行处理的根据和规则。
复兴党上下都是王书辉的学生或者王书辉学生的学生，面对自己的这些徒子徒孙，王书辉一向是有一说一的讲实话的。
虽然听到王书辉对于制度问题的解释，大部分干部都有点不舒服，可是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的这些干部们也都是参加复兴党已经五六年七八年的“老”党员了。现实的经历已经让他们知道，制度这个东西虽然很多时候会让人感到不方便，可是这些不方便都是对大家实实在在的起到了保护性的作用的。
当然了，理解不理解是一方面，心里舒不舒服则是另一方面了。
复兴党内部现在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风气，那就是讲资历。
这个资历虽然和参加复兴党的年头有关系，但是主要的还是按照作为王书辉的第几批的弟子来论资排辈的。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的副政委、司令员赵万里，是王书辉的第三批学生，但是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的军团生。
所以赵万里在和冯新民相处的时候，一方面对他有着出于对直接领导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着对于自己的大前辈的尊重。
开完了经验总结会议之后，赵万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