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来说，真的有罪的人得到了惩处，其他的人，人民群众是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
复兴党抓人、判刑、杀人都是讲证据，讲道理的。关于这一点，经过了这一次的公审活动，绝大多数的流民都认识到了。
流民们觉得自己的仇怨都得到了报复，所以在审判那一百来个张献忠安排在流民中的头目的时候，除了个别几个人在流民里欺男霸作威作福被流民们举报了出来之后上了绞刑架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被判处了二十年苦役的刑罚。
苦役和劳改完全不同。在复兴党的工地上，作为劳改人员的近万流民算是见识了。很多苦活和累活，劳改人员都是不用去做的。而且不少苦活累活都是由那些冒着黑烟轰轰作响的机器承担的。
可是苦役犯就不同了。他们要承担的工作，就是在那些机器无法应用的地方，用一双手去劳动。搬大石头这种工作是他们承担的主要工作。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承担铲煤运煤的工作。这些都是在工地上最常见的重活儿累活儿。
随着接触的越来越深入，流民劳改们和复兴党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在劳改营成立一个月之后，复兴党开始向劳改营派教导员和训练员。
文化普及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是复兴党长期以来的工作。在一切地方为所有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文化教育，这是复兴党的一个基本方针。在复兴党的治下，接受教育即是权力也是义务。
比如说，复兴党制定了严格严厉的教育法令。在整个湖广地区复兴党控制的各个县区里，复兴党的当地政府都建立了全封闭式的军事化学校。各地都有少年军的分支机构。
在复兴党的治下，复兴党以每月一块银元的价格向各地区的家长买断了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权利和抚养权利。而在复兴党的建立的所有工厂、企业和机构里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单位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考试。技能培训和文化教育相结合，在职教育和正规教育并重，这就是复兴党的基本教育方针。
在王书辉的规划里，未来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农场和工业中心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整个中国是一个全面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对于王书辉来说，因为科技和物资都可以通过时空门进行保障。实现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工业工人，他们都是要接受组织化、系统化、和工业化管理的。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实现全民教育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存在的。
就以流民为例吧。如果只是给这些农民分配土地，让他们重新成为小农业生产者的话，在非组织化，零散的传统乡村里，想要实现对农民的在职教育，对成年人进行技术培训的可能就不存在。单是从一个成本的角度，这样的办法就是不现实的。
同样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农场中作为农业工人的农场职工们，因为集中居住，集体生活，那么对于他们进行文化教育的技能培训的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使得全面教育成为了一种可能。
不到两亿的人口和来自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是实现王书辉全民教育全民学习，提高所有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两个基本保障。
当然了，想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对于复兴党的党员干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王书辉最近几年的社会调查都是针对复兴党治下的情况的。对于大明朝社会的现状，王书辉并不怎么了解。这一万上下的来自大明朝统治区域的大部分是底层百姓出身的流民，就成了王书辉的一个很好的社会调查的对象。
出于社会调查的需要，王书辉和这一批的教导员和训练员一起进入了劳改营。
教导员就是和复兴党的所有党政军的机构里的政工干部一样，他们在劳改营里要承担劳改人员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工作。训练员则是对劳改人员进行基础的军事培训的。
像文化教育一样，在复兴党治下，人民群众也具有接受军事训练的权利和义务。从权利的角度讲，接受了军事训练，就有了自我保护和抗争斗争的能力和素质。从义务的角度讲，人民群众也具有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时候，自己保护自己的义务。
王书辉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教导员进入劳改营的。
和复兴军的正规制度不同，复兴党对劳改营在教导员和训练员的配备上密度要小的多。复兴军的政工干部是派驻到最基层的班的。但是在劳改营等一些其他的单位里，教导员、党支部书记这些基层的政工干部，最低密度也是以三十人左右为单位的。
毕竟即使复兴党已经充分的发展了九年时间，但是合格的和不合格的政工干部，加起来也不会非常的多。
在复兴党发展的九年里，王书辉已经积累的大量的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和技巧。所以在进入劳改营之后，王书辉很快就和他负责的一个班的八十个劳改人员打成了一片。
因为教导员的工作性质，王书辉所在班的劳改人员除了管王书辉叫王先生之外，也会用王大个子这个外号来称呼王书辉。
王书辉身高在一米八左右，在现代社会里，他只能算是个普通的身高。但是在普遍营养不良的古代社会里，王大个子这个外号还是非常的贴切的。
政工干部能不能把工作干好，首先就是你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