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建立在他看到的，他摸到的，他接触的所有的一切的客观现实上。
蓝大槐在以前不知道地龙这种东西可以作为饲料养鸡养鸭。蓝大槐在以前也不知道，集中养鸡的方式，可以彻底的改变鸡的生长速度和人的肉类摄入。
只有在他和他基建大队的同事亲手建起通风良好，卫生高标的鸡舍，看到一个半月之后一只嫩黄的小鸡就变成一只肥大的肉鸡，在食堂里亲口吃着这些肥美的鸡肉之后，蓝大槐才相信，地龙真的可以养鸡，而鸡真的可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出笼下锅。
现代社会里，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肉鸡速成不靠激素》中的明确的指出：“影响转化效率”的主要因素，一是鸡种，二是饲料和饲养条件。肉鸡之所以是“肉鸡”，是因为鸡种经过精心的选育，把饲料转化为肉的能力实现了“鸟枪换炮”的飞跃。
因为时空门的存在，因为王书辉的存在，鸡种、饲料和饲养条件这三个因素在复兴党的治下全部满足。
对于这种养鸡方法是不是存在“违背了自然规律”的问题，或者像很多绿党疯子认为的“不够人道”之类的说法。王书辉根本不会考虑。
对于使用工业化手段开展农业和养殖业，王书辉原本就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和必须的手段。这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在现代社会里，王书辉只是在理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他明确的知道，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转基因，不给养殖的鸡鸭猪牛羊打激素灌药的话，中国的十四亿人口里至少要有十二亿人会被活活饿死。
因为按照马尔萨斯和洪吉亮的人口理论来分析的话，没有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承载的人口最多不超过两亿人。
不过在明朝末年这个时空里，王书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性有着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小冰河气候导致的严重气候异常下，在平均亩产不超过三百斤的粮食生产下，每亩地能够多产上哪怕一斤的粮食，那都意味着一条人命，一个家庭的生死存亡。那些反对农业科技发展的公知圣母们，大可把嘴闭上。
不管王书辉怎么想，反正对于蓝大槐来说，谁要是在他面前说亩产两千斤的土豆不该存在，亩产三千斤的地瓜不该种植，亩产八百斤的水稻不该生产，一个半月出笼的肥鸡不能吃，那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揪住这个人的脖子，把他塞到蒸汽机带动的那个木工大锯下面去，用极快的速度把他的脑袋锯成两半。
亲眼看到肉鸡的养殖规模和出笼速度之后，蓝大槐在吃到鸡肉炖土豆的第一时间里，就流下了眼泪。一方面是因为吃到肉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则是他想到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以及他的第一个儿子，都是在饥荒的情况下因为饥饿而死去的。
现在的他可以敞开肚皮吃粮食，甚至可以吃到香的让人掉舌头的鸡肉。在蓝大槐心里，他责怪为什么复兴党不能早几十年来。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样的生活水平就能吸引大量的人投身造反事业，甚至可以吸引无数的古代和现代的人向往那个虚构的梁山好汉的生活。往后三百多年后，一个乌克兰出生的苏联二代目小个子，用土豆烧牛肉等同共·产主义在布达佩斯忽悠匈牙利人民。
作为一个科学社会理论的信奉者，王书辉当然知道土豆烧牛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足够充分，再加上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家家都吃上“土豆烧牛肉”和“每家锅里都有一只鸡”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忽悠，都是可以成立的。
别说后世的北欧高福利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因为生产力的绝对的高速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相对合理，就已经实现并超过了那种“土豆烧牛肉”和“家家锅里都有一只鸡”的水平了。
其实就是在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的治下，只要国营农场、高产作物、科学养殖这些东西被全面贯彻起来，在使用工业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和工业中心城市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下，在十七世纪前五十年内，在全中国范围里实现家家都吃土豆烧肉和顿顿都吃土豆烧肉的这种可能就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王书辉和复兴党当然不会把人民群众当成傻瓜蛋，用“土豆烧牛肉”和“家家锅里都有一只鸡”来忽悠人民群众。
可是人民群众对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的敏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顿顿吃饱饭，粮食随便吃的日子，让永兴农场的农业工人们乐于接受复兴党的领导，那么在使用现代化养殖技术建立起养殖场，农场工人们可以吃到土豆烧鸡肉之后，积极主动的跟着复兴党闹革命，积极主动的支持和拥护复兴党，就成为了这些过去常年生活在生存边缘的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普遍选择了。
不要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夸张。在后世里，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个烧饼，因为两个馒头就跟着红军走上革命道路的事情也是很不少见的。一头猪比一个政委的宣传还管用，这可不是个扯淡的事情。
复兴党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在印证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很明显，在知道自己可以过上一个吃饱喝足穿暖睡好的生活之后，参加复兴军保卫这样一个生活，就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
跟着复兴党能够吃饱穿暖，参加复兴军能够保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