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霞不到片刻就被抚摸得面红耳赤、浑身发软，感觉不是王梓钧的对手，便把脑袋埋进被子，不愿让王梓钧看到自己羞人的样子。
王梓钧哈哈大笑，也钻进被子里面和她玩捉迷藏，很快两人就滚成一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讨厌死了！弄得下面脏兮兮的。”半个小时后，林清霞喘着粗气抱怨。
王梓钧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你说我们结婚怎么样？”
“真的？”林清霞眼睛一亮，突然问，“你怎么想起说这个？”
王梓钧主要是想起那天晚上林凤娇的事情，心想自己结婚以后，或许她会死心吧。
“怎么，你不愿意吗？”王梓钧问。
“可是，”林清霞说道，“结婚以后我就不能演戏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结婚以后女艺人退出演艺圈是现在港台地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当然，也有一些是从前台退到幕后，做策划、指导、教授等工作。即便不是演艺圈，那些大户人家之中，女方嫁过去以后连记者、主持人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都要辞去，认为这是有伤风化。
王梓钧笑着说：“又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这样做。”
“可是媒体要骂啊。”林清霞道。
“这倒也是。”王梓钧想到两人若是结婚以后，林清霞还出来拍戏的话，估计什么难听得都出来了。
“要不这样？我们来个隐婚。”王梓钧说。
“什么是隐婚？”林清霞问。
“就是只是去注册结婚，不让其他人知道。”王梓钧道。
林清霞睁大了眼睛，问道：“这行吗？”
王梓钧说：“当然可以，等明年你哥结婚以后再说吧。”
“好啊。”林清霞仰躺着闭上眼睛，笑得像一朵花一样。
王梓钧看了忍不住心动，翻身就扑了上去。
……
今年的台湾金马奖和亚太电影节一样，都做了很大的改革。
首先就是决定将本届颁奖典礼由台北中正厅移至一家电视台内做现场转播，这一届的转播权被新开办的华视获得（小蒋同学在背后撑腰，当然是给华视了），并避免了过去为邀请各界人士观礼而衍生的送票困扰。
教育部文化局也决心自今年开始，做到宁缺勿滥，有意识地树立金马奖的权威性，改善以往几乎每部参展影片都可获奖的不合理现象。（第十届金马奖是10月份举行，而且是事先宣布获奖人名单，之后才举行颁奖典礼。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可看性，因此我调整为参照奥斯卡，考据党勿扰。其实教育部文化局一直想学奥斯卡，在最后一刻才宣布获奖人的，但因为当年的金马奖有一个非常可笑的规定，即每一个获奖人员必须亲自到现场领奖，这就让现场宣布获奖人变得扯蛋起来。）
颁奖典礼举行的当天上午，《影响》杂志到王氏公司专访王梓钧，来人是《影响》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卓伯棠。
此人在后世的港台影视界也有一些名气，王梓钧看过他几遍关于电影文化研究的著作，只是一些电影观念有点相左而已。
“王先生你好！”卓伯棠热情地握手道。
王梓钧招呼道：“卓先生好。请坐！”
卓伯棠拿出速记本，很随意地说：“王先生就当是普通的朋友聊天，不必刻意地说什么。”
“了解。”王梓钧笑道。
眼前这人和他参与创办的《影响》，可不是后世的娱乐八卦杂志，而是极富有战斗精神的专业杂志。
七年前也有这么一本电影专业杂志，是由摄影大师庄灵所筹办的《剧场》，只是那时政治环境远比现在要糟糕，只办了9期就停刊了。
不得不说，《影响》杂志和它的创办者们，算是台湾电影界的又一批呐喊着。
卓伯棠说是聊天，其实是在和王梓钧聊着电影理念，至于王梓钧的从业经历，比如刻苦学习电影知识的煽情桥段，只是略一提便绕过去了。
看得出来，卓伯棠非常反感现在台湾的电影界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去拍摄反g电影，但有《剧场》杂志的前车之鉴，他和王梓钧都是心照不宣地没有提。（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书友说72年的时候台湾不可能拍抗日电影，说是国民政府怕把日本推到大陆那一边去。其实抗日电影在7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在拍了，不过电影中抗日的情节少，反g的情节多而已。）
卓伯棠非常欣赏的是王梓钧的《喋血孤城》在迎合了当局的同时，又有着自由创作的精神，颠覆了抗战影片必反g的“优良传统”。
随意地聊了一些小时候看电影的趣事，卓伯棠见气氛已经融洽，便开始问道：“在王先生眼里，您认为电影是什么？”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电影和歌、音乐一样，是一种独立地艺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电影和书籍、唱片一样，是一种产品。”王梓钧比了个手势，“所以，一般的电影都带着文艺和商业属性。作用不同，商业和文艺属性在这里面占的比重也不同。当然，目前在台湾似乎电影还有一样宣传和教育属性，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卓伯棠有些勉强地笑了笑，点头道：“也就是浓缩为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
“不错，不同地域的人喜欢和流行的类型不一样。就像法国和美国，台湾和香港。”王梓钧说。
卓伯棠又引出观点：“按王导演的意思，你认为最好的电影是商业和艺术完美结合的电影吗？”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