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妻的表弟用面包车把我们送出村,一路回到濮阳。我打当地的114问濮阳市文物局的位置,被告知别说濮阳市,连郑州市和河南省都没有专门的文物局和文物厅,只有文化局。我只好给濮阳市文化局打电话,称xx村的赵姓村民在村北某处乱石堆旁挖到一处古墓。请他们快派人去保护。
文化局的人问我是谁,我称是泰国华侨,为了给那名赵姓村民治中邪症状来到濮阳,后来才发现他是因为挖到古墓而中邪。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时间给政府打电话。我就替他办了。接电话的那名工作人员显然没听太懂,但仍然表示会马上调查。
我和老谢、阿赞洪班三人从郑州飞到广州,在广州机场里的餐厅中,我将那三万五的余款再分给老谢一万,他乐得合不上嘴。我说:“你说你跟着去这趟有什么用,还费了好几千块的机票钱。”
“哎呀,习惯了嘛,洪班施法的时候我都得跟着。”老谢笑呵呵地说。
要说老谢这人我是真看不懂,吃饭的时候他宁愿省下几十泰铢,居然可以只喝汤而不吃饭,可他大老远从孔敬来到河南,光来回路费就好几千块,够他吃上一年的饭了。为什么?后来我一想,老谢家里有个无底洞的病儿子,他极缺钱。在泰国,阿赞洪班是他唯一的紧密合作伙伴,而我又有着广泛的生意网。如果这个伙伴被我挖墙角弄走而绕开老谢,他会少赚很多钱,这对他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他宁愿少赚几千块,也得全程跟着。
与老谢、阿赞洪班分开后,我从广州回到香港。刚过了两天,我就接到老赵打来的电话,上来就斥责:“田老板,你这人是咋回事?为啥叫政府的人来我家,非说我挖到古墓,想上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