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因为多种原因，宣布解散。这一下，坐阵重庆的老蒋开始动了杀心，认定这是“天下之大势”、“不可违背之历史规律”。
因为此时的抗日战争形势，已经逐步明朗化。换句话说，老蒋认为对日作战已经可以稍微松口气，中国的抗战搭上了美英的战车，取胜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老蒋就开始琢磨起如何剔除“没了国际合法性”之我党这个“心腹大患”来。
1943年5月25日，老蒋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批示：第一，对中共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第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
1943年6月12日，老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泽东同志，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波澜不惊。实际上，老蒋正在命令他的得意弟子，也就是雄据西北的“西北王”胡宗南，悄悄准备一项“闪击延安”的军事计划。
1943年6月7日，老蒋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宗南“详复”。6月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陕甘宁边区周边，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
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等5县。这5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致电老蒋：“对边区作战，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余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
密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
当时，胡宗南为了执行“老头子”的这个决心，也算是费尽心机，黄河防线一共部署了三个军，他竟然调动了两个军先遣就位，为了增加胜算，还打算把最后一个军的精锐也调走。
由此可见，这位“西北王”为了老蒋的未来君主之位，已经是孤注一掷。
不久，这位心腹爱将的忠心得到老蒋的充分肯定，“可切实准备，但须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却不曾想，老蒋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1943年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中共得到密报后，及时拟定了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这当中，最为经典的，当属两个重要环节。
一是朱老总给老蒋和胡宗南发去了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二是泽东主席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值此抗战的紧要关头，老蒋和重庆国民政府竟然打算摧毁国共统一战线，这不是典型的令仇者快、亲者痛么？不是典型的和日本侵略者妥协，与投靠日本的汪大汉奸毫无区别么？
在此之后，中共继续发挥了动员群众和舆lùn_gōng势的特长。7月8日，党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此次“闪击”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就提前曝光，老蒋大为光火，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不得不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7月11日，复电朱老总，否认有调动军队和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7月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至此，“闪击延安”计划彻底流产，这也成为国共两党交战史上“一封电报吓退几十万雄兵”的经典战例。
这其中，发挥重用最大，事后也为所有人津津乐道的，当然就数这位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赏熊向晖。
这位熊向晖，可是不简单，按照恩来同志的总结评价，相对于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龙潭三杰”；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则属于“后龙潭三杰”，尤以熊向晖为首。甚至可以说，熊向晖就是那枚左右战局的“棋子”。
其实，熊向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熊汇荃。
1938年春，“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面试官”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