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说四民，士、农、工、商。士指的是读书人，广义的说，僧侣、道流、巫觋之类的修行者都可以归于士的范畴。古代通经致用叫作博士，泰西讲究专门名家，治学方法虽不相同，都可以叫作士。
人类的职业大抵仍不出四民的范围。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般来说，农人、工人属于体力劳动，士人、商人属于智力劳动。前者是生产者，后者是分配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很难身兼数职，这样的社会分工本来有其合理性。
但是士人、商人既是分配者，又是管理者，很容易出现损人肥己，分配不公的事，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此消彼长，农人、工人就成为被剥削、被侵害者。‘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都是这种情状。
三代以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和巫觋，周公制礼作乐，才有儒士的兴起。春秋以下，王室衰落，学术流入民间，加之战国攻伐，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遂有诸子争鸣，都想要移风易俗，为天下开一新局。
儒者称道尧舜，墨家推崇大禹，道家比附黄帝，农家托名神农，前三派都是要独占学术地位，只有农家提倡‘君民并耕’，农家托言神农，并不是空穴来风。蛮荒之世，人类茹毛饮血，生活十分困苦，神农尝百草，种五谷，首领和民人共同劳作，这也是实情。
直到尧舜时代，还有许由一流人，不愿接受君王的地位。起初首领都是责任大于享乐，所以必须德才兼备才能胜任，后世官吏能否尽职尽责要看个人操守，情景已然迥乎不同。
曹丕篡汉之后，声称尧舜之事我明白了。又有竹书纪年之类的史书，非毁古代的禅让，这都是以后世的情景比附，不明白当时的实际情况。
农家和道家都是有感于战国争伐，诈伪丛生，想要回到三代朴野的社会，观察既嫌片面，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
可以说争竞驰逐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现象，当然争逐到一定程度，兵连祸结，杀人流血，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君民并耕’的时代就一去不返了。农家的学说似乎只被滕国接受过，恐怕是滕国地域狭小，君民的地位不太悬远的缘故。后世帝王有籍田礼，这只是礼仪性的活动，跟农家的理想已无甚关系了。
秦汉以后中夏常由士人组成政府，分裂时期多是武人割据或异族入侵。士人和商人都依靠智力生存，域外有商人执政，中夏则常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那是因为中夏广土众民，商人控制商品的流通，谋取利益，本身不事生产，如若农人的劳作，就会出现饥荒，动摇国本。
而域外的小国家则可以凭借便利的交通，依靠商业存活。
古代中夏的粮食全靠自己生产，在太平日久，人口激增之后，没有荒地可以开垦，遇有水旱灾害，便会出现众多饥民，造成社会动荡，引发战争。
仙界道术精微，舟车便利，四洲七海朝发夕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都有人类的足迹。工业和农业生产也更多的依赖机械操作。但是四民分工仍没有大的改变。
儒士以外，僧、道也常为一特殊阶级，有些邦国和地区则由僧侣统治，此外，也有一些道者声称代表工人、农人，其实不管何种职业，一旦成为管理者，都免不了损人肥己。吕诚之先生说，‘只有觉醒的个人，没有觉醒的阶级’。确为洞见。
人生一世，无非是在四种身份中找一个位置。
修行者同样是一种士，只是所修道术不同，从事的职业也不一样。
“那要看你喜欢做什么了？”
以秦素徽的人脉不难给明钦找点事做。不过人各有志，有的人渴望出人头地，有人的却向往平平淡淡，有的人追求富贵利达，一呼百应，有的人安贫乐道，不以三公易其介。
人向往的生活很多，实际能做的却很少。当初秦始皇出游，项羽望见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
不数年，群雄并起，诛灭暴秦。政由羽出，号为西楚霸王。刘邦又纠合诸侯，攻灭项羽。两人一前一后，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项羽是亡楚之后，固然有复国之志。刘邦也无非是表露艳羡之情，未必有扭转乾坤的志向。曹孟德自明本志，也说当初起兵不过想做个将军。后来地位渐高，才野心高涨。
这都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的事，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若是及时调整策略，不一味酷法严刑，恐怕就没有刘邦、项羽什么事了。
姜太公八十得遇文王，郦食其、范增辅佐刘邦、项羽也都在六七十岁，行将就木。姜太公虽获成功，也可谓是绝无仅有，郦食其、范增则限于时代，不能洞彻天下大势，终归于失败。
李白诗，‘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孟子也说‘尧舜与人同尔’。
太平时节论资排辈更难有表见的机会，怀才不遇可说是士人一个永恒的主题。既然不遇，那么才与不才也难有定论。但是才士总有那么一些落落寡合，容易产生心理落差也在情理之中。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类的追求无非是功名利禄，一般来说，求名比求利好一些。因为求名通常是求好名，这就需要洁身自好。但名和利往往是伴生的，有钱可以邀买名爵，有名可以财源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