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若加上一些胆大包天的贪官，此类实力派“人士”就更多了，恐怕是多如牛毛、灿若群星吧。在老家玉水县揪出一个贪官，级别很低，正科级，县人民医院院长，但仅房产就查出40处，光北京就有10处，小老婆养了14个，这说明了什么？若从财富上来讲，至少说明莫言混得未必顶得上这个小小的院长。
此种现象，不能不使人创作到底价值几何？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文学？我常常会天真地想，全国年财政收入早已突破10个亿，若从中拨出一毛，向一些与莫言齐名的优秀作家播撒那怕是牙慧式的一点，该有多好？！奥运冠军都开庆功会，都一发奖，二发奖，三发奖，乃至n发奖，并被尊为为国争光的英雄，而一些与莫言齐名的优秀作家难道就不够奖励资格？难道我们认可的标准就是以外国人的认可标准为标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信力何在？
老莫说，像他那样的作家我们还有很多，这一来说明在文学这个舞台上足足称得上权威的莫言都认可了，但总还有人怀疑；二来也说明，像他一样曾过着并不富裕生活的优秀作家还有很多。否则，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们，恐怕最终也逃不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凄凉结局。
也许，有人认为，文人应该重利轻义，避谈钱财，因为从古到今，那些圣贤们莫不如此。比如曹雪芹，如果不是因贫病交加至死，就不会写不出《红楼梦》后40回了。对！这话没错，你从多少年一成不变直至最近才有小涨的稿费标准以及稿费收入的个税起征点就能看出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但我不明白，在物价渐涨甚至高涨的今日，是不是作家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涨，是不是作家们买房可以免费，买车可以免费，子女上大学可以免费？亦或是作家们生活在真空中，就没有上述需求？作家们一向爱面子，避谈钱财，羞谈钱财，甚至耻谈钱财，但在整个社会唯钱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哪一个作家又不是心向往之呢？
我的话扯远了，还是接着自己的故事说吧。我觉得，夏雪的话已完全超出一个普通朋友应该关注和关心的范围，怎能说没意思呢？是不是她已有男朋友了？这也不像呀。如果已有，就不会对我那么热情了，更不会对我的个人档案那么感兴趣。想着想着，我忽然眼前一亮，觉得她虽有“意思”了，但出于女孩子家特有的害羞、含蓄和矜持，还不好意思主动来表明呢，或许此时正等着我去挑明呢。想到这里，我的不安与不快马上就消失了，当即就决定:再去一趟，试探一下。可一想到上周才刚刚去过，时间这么短就无缘无故再去，就颇有点不好意思。这一去，岂不是意图太明显了？意图当然得表明，否则干嘛去了，但总得找个至少从表面看来比较恰当的借口，这样即便遭到拒绝，也不至于在面子上过分挂不住。
找个什么借口呢？我略加思索，就有了一个好主意。这几天，粮校正为学生们预定暑假返乡的火车票，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正好负责这事儿。对！我何不以此为由去见她呢？哎哟，真想不到，我居然有这么好的借口，看来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永远都比困难多！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我得意了，甚至忘形了。
还得提醒列位，切勿对这个借口产生什么质疑，觉得无非是定张小小的车票，算什么拿得出手、张得开口的借口？如您这样想，就太不了解彼时的情况了。那时，穷学生们坐火车与现时的共同之处，就是凭学生证可以买半票，但每买一次，铁路部门就会在学生证的封底加盖一个红印章，一年两个假期，开学两次、放假两次，盖上四个章，当年就不能再用了，若中途回家就得买全价票。也就是说，若能在上面少盖一次章，就意味着能省一次半价票的钱，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办理集体票预定时才能浑水摸鱼，用n个学生证买出大于n个的火车票。我这个小有大权的生活委员，在上学期末给同学定票时，恰好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连马克思都发现不了的、可以蒙混过关的秘密，全校十几个班的生活委员一人抱了一大摞学生证，将铁路部门上门办公的三个女人围在一个小屋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急得她们哪里还顾得上细验学生证呢，只款与车次弄对就ok了。
看到这阵势，我一下就动了邪念，乘其不备，俏俏地将自己的学生证抽了出来。所以时至现在，我学生证上面回老家方向的章连半个都没盖，无端预存了两次半票回家的机会。别的同学，若想多享受几次半票回家的机会，就只能采用另一个并不牢靠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上街买上瓶消字灵，回来以后涂在学生证的章上面，将章消去。这个办法虽也不错，但得花钱，且不能多次使用，次数多了，就会在盖章的那页纸上留下太多的“做案”痕迹，容易让细心的铁路人员发现，一发现就闹不成了。既然如此，我以定票为借口，去见夏雪，绝对是合情合理的，相信她肯定懂得其中的奥妙。
粮校的饭，周日只有两顿，上午一顿，下午一顿。上午的饭在九点前后，下午的饭在三四点之间，与晚饭二合一。午饭一过，就是下午四点多了。由于心里装着这么一件大事，这顿饭我吃得有点浮皮潦草、不知其味，甚至都不知道吃了些什么。我龙飞凤舞、匆匆忙忙地拨拉了几口，就推开了饭盒。
我认认真真地合计了一番，把等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