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为了适应未来的社会主义化改造，我们有必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同调修正，以便于软件符合硬件，减少磨合期，提高效率，强国富民……
……华夏背景文明史五千载，中国立国两千载。这漫长的岁月累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国家辉煌与国家认同感，但我们同样也应当看到这累积下来的糟粕……
比如，中国早在秦代，就已经终结了法定义意义上的国家正式贵族阶级，但是他们却阴魂不散、如影随形，以所谓的世家士族的名义改头换面，成为了以宗族血脉为纽带关系的门阀势力，割裂地方（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并继续左右国政、聚拢财富，巩固他们的特权阶级地位……
还有，当年土地资本阶级与工商资本阶级之间的斗争。当工商业兴起，并在产能上超过土地产出时，工商业主就开始了政治诉求，谋求政治地位。但这却与原本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利益矛盾……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工商资本阶级的胜利，令当初的中华帝国为了寻求商品倾销市场而走出国门、放眼海外，并最终导致了中华联邦的建立。但我们不能无视这中间时期，这两派资本阶级斗争所导致的惨烈结果，以及延续到了今日的本土派与外领派之间隙，及其所引发的中华联邦在事实上的政策分裂倾向……
又有，士大夫集团的无力化问题。
历史上，皇权为了抗衡地方门阀势力，而选择拉拢寒门平民阶级，确立了开科取士制度，从此在朝堂中开辟了士大夫集团，意图以此来对抗、制衡门阀势力。
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却是时好时坏——就今天而言，已是失败。
虽然士大夫阶级的确在历史上屡出英才，但更多的，却是选择投靠资本更为雄厚的门阀势力，沆瀣一气，共同架空皇权，以便于联手划分蛋糕，可谓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此两者，虽异梦，但到底可以同床……
另有，自中华联邦建立以来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及分裂主义，也是个大问题……其中，地方土王番贵势力暗中支持分裂分子，作为政治筹码，要挟中枢，牟取利益，也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累积下来的腌脏，这股恶臭一直缭绕于中国身边。
在先前的靖难之乱中，中枢已经以雷霆之势，铲除了大部分的地方势力，但仍有漏网之鱼，且中华联邦的确积弊重重……
……我们需要的是快刀斩乱麻，因为世界与时代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科技的进步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随着科技代差的加剧，先者越先、后者越后，距离越大，越难追赶。
这一点，可以从历代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千年战争史看出来：古时的高科技，如马镫、神臂弩、霹雳火、远洋海船、将军火炮……等等，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都可以从农耕民族处轻松学到，不论是攻破制造工厂、掳掠匠人，还是高价收买贪婪的叛徒；
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组织的高度分工化、合作化、系统化，这类情景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就是科技的代差优势……
眼下，人类的科技发展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瓶颈口，新一次的变革即将来临！我们中华之伟大复兴，取决于此！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且抓紧这个机会！绝不容有失！
所以，非常时行非常事！重病下猛药！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将不计任何代价，只为攥住时代的脉搏！只为中华能够傲立于世界之巅峰！
……是时候，该沐浴了！我们应该好好清洗一遍！大清洗一遍！彻底的洗去这些腌脏之物！以神清气爽之干净身，迈向新世代！”
————摘自《中华邸报》28271015期，头版头条，《论大清洗之必要性》，李恩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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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警惕：又一个中华至上主义者，站起来了！
新任的中华联邦丞相李先生，无论是他丞相册封仪式上的宣言，还是之后所提出的种种政策，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中华至上主义者！而这，对于我们欧罗巴而言，却是一个危险……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历史！不要忘记了过去，在新历137年之前，这个东极帝国是何等的强势逼人吧！……
……这个中央集权制度的邪恶国度，是民主的敌人！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是历史的遗留物，却没有回到他们应有的归宿：垃圾堆！我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落伍制度，竟然还能屹立在大地之上？他们的种族难道就不知道追求自由民主吗？我不禁深深地陷入到了疑惑……”
————摘自《费加罗报》1371116期，头版，《警惕！龙回来了！》，罗夫曼·比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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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在欧洲败亡后，仓惶逃窜到了东方……
……在历史上的“大同革命”之后，中华联邦的失败、衰落与颓势是有目共睹，他们错误了六十年的时间。我们以为他们应该醒悟了！于是，在今年的11月8日（中华联邦用的是农历，西方世界是阳历（儒略历）。），我们听到了中华联邦的意见：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走的还不够深入！
我的意见是：醒醒吧，东方人！
如同你们的李丞相所说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