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宏时一锤定音,所以么,三省六部的官员就忙了个四脚朝天,为着假想中的北伐大计而焦头烂额。
最忙的还是枢密院参谋司,因为大家都得等他们规划好北伐到底要怎么打,然后才能根据调度兵力、战事进程和预定占地等结论,来搞清楚自己这边需要做的工作。
这是枢密院参谋司第一次搞这么大规模的战事谋划,这种事前谋划,之前只有交趾一战的经验,还因为情报和战事被兵部和塞防司、海防司给把控着,那点经验也是零零碎碎,不成体系。
参谋司里虽都是军人,不少在黄埔讲武学堂听过课,也进过部队,但大多都是书生底子,参谋作业很是生疏。通过各种门路知道,此次参谋作业不过是应付民间舆情,都觉得马虎拼凑一个方略就可以了,可枢密院知政范晋黑着脸说:“这可不是应付差事,北伐终究是要做的,就得照着真的筹划!”
因此,参谋司哀声四起,全体人员日夜不停,终于在七天后拿出了一份计划书,厚厚一大叠,足足有三四百万字、数百张图。调度兵力、行进路线、敌情预估、野战预判,无所不包。甚至包括对成都、西安、合肥、江宁、扬州、苏杭等大城市的攻城计划。
短短七天,弄出来的东西自然草率无比,基本都是纸上谈兵。可自古以来,都还没有过这样的纸上谈兵,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绝古烁今了。范晋狠狠表扬了他们一通,接着再道:“如此绝密计划,怎能广为传播?再作一个简略,才能发给其他部院!”
参谋司众书生当场晕厥一半……
得了枢密院参谋司的简略计划,兵部、商部、工部等部门也跟着高速运转起来,同时刑部、户部、农部等部门也要跟进,新占地盘的编户、治安管控和工商等事务也不能落下。
圣道二年元月,就在民众们正以焦躁而亢奋的心情迎接元宵之时,朝堂关于北伐的议定终于获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这“进展”体现在各家报纸上,就是要花多少钱,要死多少人,这一国会有什么变化。
看到那些数字,工商贤儒都不作声了,各家报纸立场也骤然变化,评论都说,北伐大事,必须慎之又慎……
接着多家报纸,包括《白城学报》、《越秀时报》乃至《士林》和《贤语》等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篇文章,段宏时亲笔所作:天职论。
这篇文章不长,述多论少,格外精炼,但所述思想,让一国为之一震。
严格说起来,之前李肆的《三论》,段宏时的《真理学》等书都提到过类似的东西,但没有深入讲解过,这次段宏时讲得格外通透。
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说的是上天造人,设下万职。初时只有耕战士商,君臣父子。而后渐渐衍进,如医、伎、工、牙,如友、僚、东西家。
人在尘世,身负诸职,其中有血脉之职,如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也有诸事之职,如为农、为兵、为商、为吏。同时还跟他人有相属之职,如人臣,为人僚,为人友等等。
第二部分说到了天职的意义:人之降世,一生所负之职,皆为天定。每一职都有其天道流转,不容逾制,轻则不容于德,重则不容于法。此职所系之德,之法,皆非他人所定,都是上天所定。
因此,人之在世,要合天道,要顺天行事,成为一个能立定天下的人,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负起所担天职。
说到这里,儒党和贤党就觉一身冷汗,这是以上天之名,彻底破除了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这三连环递进的道理。旧儒都言,自身有德,能治得一家,就能治得一国。可段宏时以天职论否定了这个说法。他将天职分为血脉之职,人际之职和诸事之职,旧儒的东西,就只在自身,只在血脉一职里打转,而人际和诸事这部分,相当于处世和治国的东西,就自有天道,必须遵循实在的事理而行。
这一部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第三部分。段宏时说,天道流转,应在尘世上,并不对应人,对应的是这天职,人并非固于天职。因此,人不必以血脉定事理,而该以天职定事理。
这些话说得稍微委婉,但《越秀时报》等报纸的评论却作了直白的解析,一句大白话:不以出身论英雄!血脉出身论可以休矣!评判一个人,只能评判他的作为是否符合眼下他所担天职的律法和道德,不能评判他的出身。
儒党和贤党心思迷乱,这一论,根底是瓦解固化的贵贱尊卑,结合之前李肆的《三论》,上天许人循天道而谋得富贵这一条,就再清晰不过,那就是:一个人的尊卑贵贱不再由天定,而是能由他自己定,因为他有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所负的天职。
就在两党以为,段宏时要通过这一文,发动天主教掀起进一步的抑儒风潮时,《英华通讯》和《白城学报》对《天职论》又作了另样的解读,让以两党为中坚的旧儒松了一口长气。
这不是在抑儒,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旧儒安定社会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几家报纸的解读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人各安天职。你现在负着什么天职,就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关心身边与你有关的事。
细思下去,儒贤两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