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
既是要推新业,肯定要并行各项政策,比如对织造、钢铁、机械等业降税,对收纳这些灾民为工人的工坊进行补贴。各业就此放大产能,出产商货肯定会激增,国家就必须为这些商货寻找销路。
李肆叹气:“这跟安内的国策可是冲突的……”
激增的商货,自不可能由国内马上消化,肯定要放眼于外。南洋、欧罗巴都是出路,当然,更现实的则是江南乃至江北,这又会影响英华周边的形势,国政还真是要走钢丝,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就靠着一边。
萧胜也在政事堂蹲着,他豪迈地道:“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是倾国之战,就靠眼下常备的陆海军,也足以应付南北东西四面的麻烦!就像在缅甸和琉球,我们都只是在用一根小指头跟对方顶着。”
这倒也是,只要不是决战,眼下的英华,靠陆海常备军,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威胁。而此时在英华四周,有胆子跟英华作生死斗的还有谁?雍正吗?
李肆暗自嗤笑,雍正……他有这胆子?
英华如今的国力,已完全超出了寻常读书人的想象,北面的雍正自然也难以明白。
以圣道八年为例,在这一年,英华拥有航海许可证的海船已有五千四百艘,总规模为三百万料,海员数量高达二十万人。
圣道八年,英华人口总数为三千五百万,其中一千六百万人在城市里。长沙、潮洲、肇庆、泉州、福州等几个城市都是五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应天府所营造的“大广州”,更容纳了两百万人口。
而最能体现英华已一只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数字,就是钢铁产量。仅仅只是佛山冶铁公司一家公司,圣道八年产生铁是四千万斤,这已是明永乐年间全国铁产量的两倍。算上其他冶铁企业,圣道八年,英华一国生铁产量为一亿斤左右,折合为六万吨。而不列颠在1720年,铁产量也不过两万吨。
这个数字可非简单的数字,马车的底盘,龙门吊的铁架,水网的管道,以及蒸汽机等机械,甚至织造机乃至正在船厂兴起的铁肋,英华一国对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就这一条,就能显现英华和满清的国力差距。枪炮,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极小一角。
而制成英华这个“半近代工业社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到圣道八年,英华已拥有一家中央银行,三十多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两百多家无银行券发行权的票行。英华的工商资本和大宗货物流动,基本都以银行券和行间汇票来往,加上债券和股票,社会最上层的资本流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信用货币的基础。数亿乃至十两白银的银钱,都在以票据的方式来往,流转于民间的实银和铜钱非常充裕,同时还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欧洲吸金。
圣道八年,英华国入六千万两,其中用作军费开支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李肆自己都已不太确定,英华一国,如果全部动员起来,只为打仗,到底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数字也好,景象也好,通过各类报纸,以及英华在江南与满清的经济往来,已经表露得再清晰不过。李肆觉得,如果雍正脑子清醒,怕是该在紫禁城成天借酒浇愁才对。
拉回发散的思绪,李肆点头道:“那么就此施行吧,危机危机,有危险,自然就有机遇,我们该抓住这个机遇。”
圣道九年三月,南方天灾,英华大兴土木,扶持新业,还广迁移民到南洋,一国沸沸扬扬,看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大难临头的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