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是官府未能下乡,乡间民情不清,少数得利者分走大利,余利也还未落到一般农人身上。眼下正是漕赋冬征,农人只对比漕赋,加之对粮价太过揪心,再想到明年田赋,也得卖粮换银,都有负担加重的感觉。”
宋既看向李方膺:“秋池所问,漕赋之策偏差在哪里,就此来看,就偏差在朝廷对此认识不足,没料到江南农人之心聚在这上面,而不是田赋上。”
李肆暗自白眼,自己刚在说这事小,这家伙就说认识不足。
“至于为何有此偏差……”
宋既正谈得入神,哪顾得上皇帝的感受。
刘兴纯却不客气地插嘴:“我看问题都出在粮价上面……”
宋既点头,接着又摇头:“粮价是其一,稍后再谈,总括而言,有三点。”
“其一是南北相离……我英华得江南,三年内都难获益,反而要补贴大量银钱。”
换成是一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呲目以对,满清仅仅在江南八府就要收七百万两银子,英华复江南,为何还要赔钱!?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银系于跨几省的漕事,难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划归地方赋税。眼下江南行营还要给各漕运公司补贴,就是要稳住与漕事有关的各业人色。这可不只是漕银正额,安徽江苏漕银之前正额是三百万,算上加耗和杂派,接近八百万两。除去各层盘剥,两省漕事涉及民人的也该有五百万两,江南行营每年至少要补贴两百万……”
“可这两百万还不是大头,依计司核算,江南地方转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不算义勇军所费,至少也要一千万两地方税。循序渐进,这三年里,缺口每年平均四百万两……”
“田赋是地方税,朝廷税在工商,比照南方规模,待诸事理顺后,十年后可到五千万。但江南废了厘金,工商税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后方可初成,大略达到一千万规模。一进一出,总括算下来,三年内朝廷要向江南八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刘兴纯都牙痛似的抽了口凉气。
谁都知道江南未来一片光明,仅仅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华,足有四千多万,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后,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广东,怎么也能媲美福建,到时英华国入就是上亿两白银的规模,上亿两啊……这可是不必养地方官地方军队,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务的收入,能办多少大事!?
可惜,这终究是未来之事。
英华一国现在正飞速发展,政府不仅要大办基建,还要主导投资,国入虽丰,却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这一仗,还是事先在财政上埋了线,并且举了两千万巨债。
圣道十年还有几天就要过了,英华国库今年实入预计超过六千万,可为免战事骤消,相关各业萧条,国家还得另起工程,转兵为民。此外军费国债也得摊偿,圣道十一年的中央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万两,还不清楚实际会不会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仅在财税上暂时得不到好处,还要大量补贴。银子从哪里来?举债?国债在预算里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要是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计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关税收来补贴江南,这是建立在南北形势缓和,关税会有大幅增长的预估下。为了不出意外,八月时还是修订了明年的预算,从各个渠道攒出了三百万,在工商和金融税上也有所增加,东西两院还发了不少牢骚。
李肆也在微微叹气,没错,这事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英华与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贴,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英华人,视江南人绝非夷狄,却怎么也难完全当作自己人。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料到江南农人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都汇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说第二点:“方才说到官府下乡必须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资本已及江南髓里,却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赋。”
“借着南北大势,英华资本虽占了江南,取代了满清皇商官商,有利于江南民人一面,但因无官府这层皮面,害民一面也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粮业上,漕赋尤重。”
“我英华资本自龙门入江南,就开始侵蚀满清漕事,漕运由粮改银后,粮商更没了束缚。南洋米商推着粮代深入乡镇,把粮价打压下来。江南粮商借此以低价从粮农手里收粮,转运北面获厚利。每年数百万石的漕运更是他们眼中的铁饭碗,粮价每石压低一分银,他们就有数万两的稳利……”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不同,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英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刘兴纯和李方膺都同时点头,这才认识到官府下乡的重要性。不是说官府下乡就能解决这问题,而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有深入乡镇的官府。通过基层官府获得更迅速更准确的民情,通过基层官府管控粮商以各种不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