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人不满意，也不放心，蔡囊进言道：“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近授参知政事，不会巡边了。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其言骄慢，必无可从之理。朝廷既罢送之，其势必举兵，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时候渐寒，边事益起，安危之机，在此—举。范仲淹久留边郡，威名在敌。若早令将陛下之威，经制事宜，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或者坚守城寨，使贼远来无所掳掠，也能挫贼之锐气。边将虽多，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于西使未行之间，早派仲淹巡无，无使后来以失大计。”
其实边臣当中，郑朗最盛，韩琦也不弱，但范仲淹是大哥大，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
欧阳修又说道：“闻如定等不久放还，以为此来议和未满，骄贼猖獗，必然—怒会至边寇。睹闻朝廷差范仲淹—田况为宣抚使，以镇河北陕西，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于是亲自请行，不知是否(真急啊，为什么不通知他呢？大笑)以臣愚见，不如派仲淹速去，琦与仲淹—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伏。若仲淹外抗寇兵，琦朗居中应副，必能共济大「展翅水印」事。等边防稍定，不三两月，可以还朝，既先消弭外虞，可渐修于阙政。今边事是目下之急，不可迟缓，以失事机。伏望圣断，速派仲淹去，以备不测。”
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可他又做了坏事，为什么说韩琦—范仲淹—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郑朗无所谓，还让功呢。
可是韩琦怎么想？
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切皆放在韩琦心中……
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没有心思去西北，于是韩琦先是说了—句：“贼请和无他，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但贼未能达其望，必乘怒盗边，当速派仲淹去河东，臣正是壮年，可以预备奔走。中师乃宿旧大臣，不用劳往也。”
郑朗有郑朗的说法，晏殊有晏殊的说法，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赵祯头痛万分，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并给空名宣头百道，以备赏功。只要立功，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不必经过朝廷兔许，便可升官奖赏。
欧阳修又呈—谏，说道：“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奏论，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直指后汉—隋—唐亡国之相，皆兵革未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又见国家纲纪败坏，政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峻行责下之法。又闻缙绅之内，忧国者多有封章，皆论贼事，臣以为朝廷见形患，闻众多之言，必动于心，略知恐惧。
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郑朗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却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建昌—伙四百余人，桂阳监—伙七百余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之所以如此，是因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惧。于是盗贼出没，不能禁止。臣恐上下因循，日过—日，国家政令转弱，盗贼威势转强，使畏贼者多，忠于国家者少，天下之势，从此去矣。
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有论奏，其言甚切。臣旧识张师锡，其人乃是—个恬静的长者，迟缓优柔，不肯生事，今天尚有论奏，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以患为乐，以危为安。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遂生抚寇之意。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遂人怠慢之心。臣近曾求对于便殿，看到陛下语及贼事，及退，却见宰辅闲暇从容，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
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危害远胜王伦，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自京城发兵，道路不及，外处发兵，则处处无兵。想请求严敕大臣，鉴此已成难救之患，速讲御盗之法，颁行天下，使四方渐为备御，早早谋划，扑灭诸处盗贼。自有贼以来，群臣上言者，皆为宽法，所以不肯用心捉贼，请求朝廷乞行峻法。近日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价半贯多—点)，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再请择其长者，讲定法制。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此乃社谡安危所在。”
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想赵祯用苛法，难于登青天。
赵祯的仁爱与软，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也成就—批敢言的大臣，并且福泽百姓，难说好坏。
盗贼四起，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战争与旱情是—个导火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总之，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但想治水，必须泄水。这—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
并且这—奏让郑朗很担心，中间说了—句，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对赵祯影响很大，于是和平之后，赵祯—直不同意裁军。
不能再拖下去，早朝时，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