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如此，”蒋政委说，他放下锐角胳膊，双腿也变了姿势。他摸出一支烟，送给上官来弟。来弟身体本能地往后缩了缩，他把烟跟着往前送了送。来弟扬起脸，看着蒋政委脸上莫测高深的微笑。她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伸出那两根被纸烟熏黄了的手指，捏住了烟卷，蒋政委把手中那半截烟卷放到嘴边吹了一下，吹掉烟灰，让火头燃旺。然后他把红红的烟头送到来弟面前。来弟又扬脸望了一眼蒋政委。蒋依然微笑。来弟忙乱地叼住纸烟，把脸凑上前，让嘴里的烟卷与蒋政委手中的火头相接。我们听到她吧嗒嘴唇的声音，母亲木然地望着墙壁，六姐和司马少爷半醒半睡，沙枣花无声无息。烟雾从大姐脸上腾起。她抬起头，身体后仰，胸脯疲惫地凹下去。她的夹着烟卷的手指湿漉漉的，宛若两根刚从水中捞上来的黄泥鳅，烟头火飞快地往她嘴边爬，她头发凌乱，嘴边有几道深皱纹，眼睛周围有两团紫色阴影。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敛，好像一滴落在热铁上的水，从四周往中间收缩，收缩成针尖大约一个亮点，欻然一声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蒋政委脸上的微笑慢慢收缩到鼻子尖上，欻然一声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扔掉手中短得几乎要烧到指尖的烟头，用脚尖捻碎，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隔壁客厅里，传过来他大声的吼叫：“一定要捉住沙月亮，他即便钻到老鼠洞里，也要把他挖出来。”接下来是电话筒按在话机上的清脆声音。
母亲怜悯地注视着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软在椅子上的大姐。走过去，抓起她那只被烟卷熏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摇摇头。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跪着，双手搂住母亲的腿，仰着脸，嘴巴像吃奶一样翕动着，一种奇怪的音响从她嘴里冒出来。刚开始我以为她在笑，但马上就知道她在哭。她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母亲腿上。她说：“娘，其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想妹妹，想弟弟……”
母亲说：“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母亲说：“这就好，该走哪一步是天主给安排的，一后悔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递给大姐，说：“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沙枣花黝黑的小脸，说：“娘，要是他们枪毙我，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他们不枪毙你，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母亲说：“你先抱一会儿吧，我给金童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掀起衣襟。我跪在椅子上，吃奶。母亲撩着衣襟，弓着腰站着，说：“平心而论，姓沙的不是孬种，就凭着他给我挂那一树野兔子，我也得认这个女婿。但他成不了大气候，就凭着那一树野兔子，我就知道他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俩加起来，也斗不过姓蒋的，姓蒋的是棉花里藏针，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那像累累果实一样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曾让母亲恼怒万分；但转眼间，这满树的野兔子竟成了母亲接受沙月亮为女婿的理由；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成了母亲判断沙月亮必败于蒋政委之手的根据。
在黎明前的暗暝中，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落在屋脊，疲倦不堪地喳喳乱叫。喜鹊们把我唤醒。我看到母亲抱着沙枣花坐在椅子上，我却坐在上官来弟冰凉的膝盖上，她用两条细长的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六姐和司马公子还是那样交颈而眠。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两个嘴角耷拉着，显得极度疲乏。
蒋政委走进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沙太太，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哑着嗓子说：“你撒谎！”
蒋政委皱皱眉，说：“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走到桌子前，低下头，噗哧一声，吹熄了罩子灯。红太阳的光芒立即从窗格子里泻进来。他伸出一只手，谦恭——也许不是谦恭——地说：“请吧，沙太太，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如果他迷途知返，可以担任我们爆破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临出房门时，她回头望了望母亲。蒋政委说：“大嫂也去，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着司马家的重重门洞，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路过第五个套院时，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我五姐上官盼弟给唐女兵当助手。她全神贯注，没有发现我们。母亲对大姐轻声说：“那是你五妹。”大姐瞥了五姐一眼。蒋政委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副门板，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蒋政委说：“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损失无法估量。”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让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生着络腮胡须的脸。他说：“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沙太太，我们的诚意差不多可以感天地动鬼神了吧？”走出第七个套院，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我们站在福生堂大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两拨人在福生堂大门口相遇，一齐都站住。两个小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