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深秋季节里，泛滥成灾的秋水终于消退。满坡的高粱红得发了黑，遍地的芦苇白得发了黄。清晨的太阳照亮了被第一层淡薄的白霜覆益着的广漠原野，十七团的大队人马静悄悄地开拔了。他们牵着成群的骡马、蹦蹦跳跳地越过了残破不全的蛟龙河桥，消逝在河北的大堤外边，再也见不到踪影。
十七团大队人马撤走后，原十七团团长鲁立人就地转业，当上了新成立的高东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上官盼弟被任命为大栏区区长，哑巴被任命为区小队队长。哑巴率着区小队，将司马库家的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分送到村中百姓家，但白天分下去的东西，晚上便全部送回到司马家大门口。哑巴带着人，把一张雕花大木床抬到我家院子里。母亲说：“我不要，不要，抬回去！”哑巴却说：“脱！脱！”母亲对正在缝补袜子的上官盼弟区长说：“盼弟，你给我把那床弄回去。”盼弟区长说：“娘，这是时代潮流，你不要抗拒！”母亲说：“盼弟，司马库是你的二姐夫，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我这儿养着，等他回来，他会怎么想！”母亲的话让上官盼弟陷入沉思。她放下破袜子，背上短枪，匆匆跑出门。跟踪而去的司马粮回来对我们说：“五姨跑到县政府去了”。司马粮还说，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鲁县长见了他，就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哑巴带着一些人，把那张大床抬了回去。
母亲松了一口气。
司马粮说：“姥姥，咱跑吧，我觉着要出大事。”
母亲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粮儿，放心吧，就算天老爷带着天兵天将下了凡，也不会把咱们这些孤儿寡妇怎么样。”
大人物始终末露面，司马家大门口站着双枪门岗，背着盒子炮的县区干部穿梭般出入。那天我们放羊归来时，正碰着哑巴的区小队和几个县、区干部押解着棺材铺掌柜黄天福、卖炉包的赵六、开油坊的许宝、香油店掌柜金独奶子、私塾先生秦二等一干人在大街上行走。被押的人一个个缩肩弓背，神情不安。赵六拧着脖子说：“弟兄们，这是为了啥？你们欠我的包子钱一笔勾销行不行？”一个撇着五莲山口音、嘴里镶着铜牙的干部抬手便扇了赵六一巴掌，厉声骂道：“妈拉个巴子！谁欠你的包子钱？你的钱是哪儿来的？”被押解的人再也不敢说话，都灰溜溜地低了头。
夜里，冻雨窸窣。一条人影翻过我家墙头。母亲低沉地问道：“谁？”那人急行几步，跪在我家甬路上，说：“弟妹，救命吧！”母亲说：“是大掌柜的？”司马亭道：“是我，弟妹，救救我吧，明天他们要开大会枪毙我，看在我们多年乡亲的份上，救我一条狗命吧！”母亲沉吟几声，拉开房门。司马亭闪身进来。他的身体在黑暗中哆嗦着，说：“弟妹，弄点东西给我吃吧，我快要饿死了。”母亲递给他一个饼子，他接过去狼吞虎咽。母亲叹息着。司马亭说：“嗨，都怨老二，和鲁立人结下了怨仇，其实，我们还是要紧的亲戚呢。”母亲道：“别说了，啥也别说了，你就躲在这里吧，孬好我也是他的丈母娘。”
神秘的大人物终于露面了，他坐在席棚中央，左手把玩着一块紫红色的砚台，右手玩弄看一支毛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雕刻着龙风图案的大砚台。大人物尖溜溜的下巴，瘦长的鼻梁，戴—副黑边眼镜，两只黑色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闪烁着。他那玩笔砚的手指又细又长，白森森的，像章鱼的腕足。
这天，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镇的最穷人代表，黑压压一片，站满了司马家半个打谷场。人群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岗哨都由县大队和区小队队员担任。大人物的十八个保镖，站在台了上，一个个面孔如铁，杀气逼入，好像传说中的十八罗汉。台下鸦雀无声，孩子们懂点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刚一哭泣便被奶子堵住嘴。我们围绕着母亲而坐。与周围惶惶不安的村民相比，母亲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她专心致志地在裸露的小腿上搓着纳鞋底用的细麻绳，洁白的麻丝儿在她腿肚子一侧吐噜吐噜地旋转着，在她的腿肚的另一侧，随着她手掌的搓动，结构均匀的麻绳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这天刮着阴冷的东北风，蛟龙河里冰凉潮湿的水气袭上来，使坐在场上的百姓嘴唇青紫。
大会正式开始前，场外一阵骚乱。哑巴和区小队的几个队员把黄天福、赵六等十几个人押到了场外边。被押的人都被五花大绑，脖子后边插着纸牌，纸牌上写着黑字，黑字上划着红叉。百姓们见到那些人，都慌忙低了头，连一个敢议论的也没有。
大人物稳稳当当地坐着，他那两只黑眼睛一遍一遍地扫视着台下的百姓。人们把头扎在双腿之间，生怕被大人物看到自己的脸。在大人物的威严下，母亲竟然大搓麻绳，显得格外注目，我分明感到，大人物阴鸷的眼睛在母亲的脸上做了长时间的停留。
鲁立人头上缠着一条红带子，唾沫横飞地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得了头痛病，吃药无效，只好用缠红带子的方式来减轻痛苦。他讲完话，到大人物身边请示。大人物慢吞吞地站起来。鲁立人说：“欢迎张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