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涉及到群众反响强烈的黑恶势力案子，公安局坚持要处理，但是检察机关如果不同意起诉，最后只好退回自己处理。此种措施在公安系统内外有各种声音。
一是没完没了、不断地被退回要求“补充侦查”，一是“证据不足”，要求无条件放人，一次又一次造成公安机关自打耳光，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类似这样的案子现在也还不少。
刑警们怨声载道。
市委书记的秘书怒火中烧。
虽说这些事离他很远，他的工作性质却又经常接触这些问题。秘书工作有时候就跟打仗一个道理，为领导写讲话话，士气可鼓而不可泄。讲到公安检察法院，都是一笔带过，只报喜不报忧，这早已是规矩。
不管谁当公安局长，对于刑事犯罪侦查与调查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一般来说，被抓进看守所之后能平安无事回家的人虽然也有，查不出问题或者证据落实不了的也有，但那是少数。
因为决定“批捕”一个犯罪嫌疑人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还有一系列严格程序。
然而，即使如此，那些辛辛苦苦查办的案子，检察院批捕后却一再退回，成为事实上变相实现个别领导意图的掣肘工具，所有公安局大楼里人民警察的心情和耐心会如何？
自从那个挂一胸脯子军功章、盛夏还戴顶破帽子穿一件破棉袄的老人找过程贵阳后，那半年的经历对程贵阳这个市委书记秘书的工作和信心是个严峻考验。
甚至可以说是打击。
那位老军人的事，他最后也没有跟罗书记反映。
因为他知道说也白说，罗书记的兴奋点不在这方面。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办大事”——捞钱、玩女人！
老百姓？靠，屁也不算！
同时，这不是“七哥”、“黄老八”之流和他们代理人的直接反扑，而是来自公、检、法内部的无声较量。
这中间的情况看似简单，实则深不可测，往往涉及各种极其复杂的人情关系网。
据程贵阳了解，有的市委常委对华龙商厦每年上交的巨额利税比较看重，有的领导干脆就有自己的股份在其中，还有的对几个无恶不作的老板比较熟悉，他们就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华龙商厦不错，它的存在与发展，既是招商引资的需要，也是繁荣经济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往往看不到隐藏在它背后的罪恶及深远危害。
即使是看到也说那仅仅是个案，反过来指责公安局长管理整治不力，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程贵阳为此曾多次感到无以言表的愤怒。
“七哥”和“黄老八”两案最为明显和令人无法忍受，公安机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两大涉嫌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主要成员数十人侦结转交检察院后，检察院却对公安局办案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公开不敢讲，但是他们可以拖，说各种模棱两可的意见，包括证据取得不合法，刑讯逼供。
那么其他人一听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
对于这一点，程贵阳感慨万端。
愤怒都无以表达出内心世界的悲愤与苍凉。
这也许就是早晨面对老人一家哭诉，有一种东西在心中搅得他无法刘斌工作的原因？能够让一家老小久久跪在市委大楼下要求主要领导给个“公道”的事，一定有重大冤情和内在原因，正是那条著名的色-情一条街，成为他从政十多年来唯一走不出思想混乱的屈辱之地。
反应又如何？潜意识里，他倒是希望那一家老小的举动领导重视，在滨江市真正引发一场超级地震。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据说，主要领导搞“一言堂”在省一级不严重。
可在程贵阳眼中，比如在滨江市，原来是姜永军一言九鼎，此后就是罗守道说了算。一句话，不能监督。对此他深有感触。
他整天在书记身边服务，对官场哲学并不陌生。对市委书记罗守道来说，即使是他的第一副手（常务副书记）走路都得差半步，何况其他常委们。
一个地方，现行体制下，执法机关并非独立王国，对权力也没办法监督。虽然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但市委书记的问题省纪委只要不查，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大一号的领导？
特别是在没有很多证据的情况下，谁敢说市委书记跟华龙商厦这个敏感部位有问题？
半年多来，脾气暴烈、一身正气的程贵阳没有跟领导有过公开的碰撞，但是底下的矛盾肯定有，特别是由他形成的文字材料涉及整顿、打击华龙商厦的严重违法犯罪问题，个别领导干部子女违法问题，家庭庇护问题，亲属问题，权钱问题……这样的事就更复杂了。
在滨江这样的省辖城市，一个干部到了局级，和市委、市府领导可能就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干部整天都往某一个人家里跑，这种关系可想而知非常密切，程贵阳从初到滨江市的雷厉风行、疾恶如仇，到今天不得不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近了说，是一种私心，有保位子之嫌，远了说，谁又知道这不是一种隐忍的策略，为最后有力一击保存实力呢。
程贵阳明白，当时他只能做到那一步，谁当秘书也如此。
这时候，支队长和政治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