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这当中包含了他对广东人民的许多内疚和无奈。
说句公道话，孙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没有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择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说他一心一意祸害民众，却也未必。更多的却是时局的无奈，英雄之于世，难免有些疏漏征途。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产生的历史崇拜，却会成为阻碍思想前进的心魔。评价某一个人，应该就事论事，而后论人。论人而不论事，论事而不论人，皆有失偏颇。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孙逸仙这人有野心有决断，想成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国的志愿，却也未必虚假。他最大的问题，还出在行事不择手段上面。
这些权宜之计并非不可，但到了后来，无论**党还是中国红门，全都把手段当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权力太过虚幻，无约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确很恶劣。
可在法治建设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最让人难以忍耐。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为何中国的**屡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还是不民主无约束？根源就出在这人治的国家体系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
当领导决定了下属的升职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费尽心思获得上级的赏识。贿赂和**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让贪官得以横行，清官却无能为力。或许在体系刚刚建立之时，领导者还不至于腐朽，尚且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可这有何意义？
朱元璋用严刑苛法杀了数不尽的贪官，可大明朝的官员贪污情况仍旧是世界之最。至于建奴和蒙古这两个政权，他们的已经不是贪污问题，而是残忍的血腥掠夺。
孙逸仙提出的“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之口号，后世之人总认为这是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团结。可事实上，如今的汉族，人口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四亿被建奴压制了数百年的我族人民。
这才是华夏正统的根基所在，何来狭隘之说？
少数民族要么选择被同化，通过自己的努力被我族承认，享受与华夏子民一样的地位和福利。要么就选择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然后被边缘化，只能去依靠自己。至于照顾？断无这个可能
没有使用暴力去消灭就已经是仁慈，居然还想要获得比汉族更高的待遇？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心态？
在这一点上，钟泱十分赞同孙逸仙和**党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有少数民族获得比汉族更高的待遇，这是国策
当然，没有照顾，也不会故意去打压。但是少数民族想要来到汉族聚居的城市里，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尊重汉族的生活习惯。
钟泱可是很清楚的知道，所有鼓吹给予少数民族特殊优待的的政策，都是亡国之策。在国家的主体结构之中，分出三六九等，这倒无所谓，因为阶级制度始终有利于维护国家体制的稳定，只要各阶级之间有着可以流通的道路就可以了。
也即是说，阶级可以稳固下来，但里面的人员却必须流动。有能者居之，这才是治国的大道，其余皆末节。
而这第二点，就是要认清楚谁才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人口总数、经济贡献、人口素质都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内容。而在中国，无疑以汉族为最，最多的数量、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全部内容的经济主体，至于人口素质，更不用说。
再差，也不必满蒙更差了。
对于满蒙，尤其是建奴这个曾经屠杀掉六千万以上汉族人口的民族，钟泱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至于汉八旗，以及他们的后人，这些更应该作为汉奸的典型来宣传。南京大屠杀惨烈否？可在直到后世百年，南京还是繁华无比的大都市。
但扬州三日，这场大屠杀结束之后，扬州现在是个什么级别的城市？要知道，扬州城在古代的经济地位以及人口总量。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日本屠杀掉的中国人大约在两千五百万，连建奴屠杀总数的一半都没有。而且整个大清朝统治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汉族和满足是兄弟之族，反而是以修《四库全书》之名，行涂改历史之实。
能把四川杀到变为洪荒时代的，也就只有建奴了，当年还把这脏水泼到张献忠身上。最好的例子，就当时不得不驱赶湘豫之地的局面，以填充四川人口基数。即使到了如今，仍可见一些端倪。
如今四川人的口音，和湖南湖北相近的程度，让人感慨唏嘘。
孔子尚且言十世之仇犹可报也，这才过去几年？我们就要忘记这样的深仇大恨？真要这么说，我们也去和日本称兄道弟好了，反正以后也要大东亚共荣的。这种论调，实在可笑，多少伪君子，想要用我族的鲜血，去成就自己的道德制高点？
民族团结，建立在汉族主题的实力绝对强大之上，我们可以有怜悯，但绝不应该刻意去讨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努力，这是每个民族自己的事情，之所以要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并非是血统的缘故。
而在于华夏正统文明的理念，诞生于春秋战国，却凝聚于秦汉。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