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从什么时候开始崛起，查过史籍都找不着明白的说法，但西关最辉煌、最神气的应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广州的所有经济因素都集中在广州的西部，这里有进出口贸易码头，有各种货栈和仓库，更有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著名的买办基地十三行就在这里。中国最早的海关及广东最大的邮政局也设置其中。还有就是西关南端的“沙面”，这里是英国人的租界。
在西方人大量来到广州之前，西关仅仅是古老广州城的城乡结合部，那时西郊的荔枝湾和泮塘一片水乡泽国，乡民在池塘泽泮栽种莲藕与香菱。西城墙根住着一些为古老城市服务的民工，他们入城卖菜，打扫街道，清倒粪便，就如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干着城里的各种粗活。
西关在广州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这完全得益于西方的经济入侵和它的地理位置。西关的南面是珠江内河最宽的白鹅潭，自广州有城以来，这里便是水路交通的要地。清代的海防比明朝宽松，西方列强的商旅多通过白鹅潭进入中国的南方。皇朝时代没有对外贸易政策，乾隆这个老贼早就回答过英国人，说我中华地大物博，什么东西都有，根本无须与英国互通有无，这就从国策上堵住了同西方人来往。
但是，不管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满清的锁国，都禁不住沿海人民同外界接触。当明朝借了澳门给葡萄牙人，广东与洋人的生意就没有停止过。外国商人利用民间渠道，进行种种非法买卖，西关就是一个重要的口岸。清朝的高官一边不想同外国人做生意，一边又对西洋的玩意十分青睐。于是，千里镜、时辰钟、女人化装品、高级官员用以护身的毛瑟手枪等等，便源源不断地送往京城，西洋的珍玩成了南方官吏孝敬朝廷大官的佳品。
后来清政府迫于时势，同意和洋人做生意，但又不准在城里进行。于是洋人便在白鹅潭的岸边建起商馆、码头，中国商人称之为“夷馆”。那些曾经大胆与洋人做买卖的商人，为了方便同洋人打交道，也在夷馆的周围建起商行，这就有了后来的十三行。乾隆这老贼对英国人傲漫无礼，后来也证实不无道理，两万里外的英国怎可同中国互通有无。中国稍为开放之后的事实证明，英国人卖到中国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其中最有害的货物就是鸦片烟。广州一些商人在重利的驱驶下，冒死和洋人做这种生意，官员对这种状况也只好只眼闭只眼开，有的甚至官商勾结。不过，当年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也吸引了全国的出口商品和商业人才，由此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西关的繁荣。
但很可惜，西关从崛起到衰败不到一百年，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割让了香港和容许五口通商，西关就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口岸，但因它邻近港澳，中国商人便从西关率先迈向国际，一些富商甚至到港澳殖民地与洋人合作。别看现在香港有着高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可它一些著名洋行的发祥地就在西关。
到了民国，广州的工商业仍以西关为主要阵地。广州虽然曾经有过黄花岗的反清起义，但真要到了推翻清政府的时候，广州的“反正“却相当的和平，几个文人在谘议局前宣布一下独立就了事，因为广东的大都督和它的军政府都得到商界的支持。但是，民国以后的军政府有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得十分频繁，广州人民侍候不断更换的新政府，就如跟着不断改嫁的娘亲，去侍候不同的父亲。西关的商人，不能再忍受这些走马灯政府的敲柞，于是同沙面殖民地的英国人联络，与其不断跟娘改嫁，不如在租界找一个可靠的干爹。
爱国心和利益比起来，也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这就是商人追求利益的本质。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西关商人学习香港商界成立武装组织，自成商团或者商会。香港变成殖民地以后，各国商人为保护在港利益，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商人武装，用以抗衡匪盗和镇压当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群众，这些武装商人后来都被封为“太平绅士”。
广州的商会有了武装组织，便处处不卖军政府的账，有时商团还强过军政府军，政府的粮响难以为继。到了孙大炮在广州当非常大总统时，商会和商团竟和孙大炮作对，煽动群众反对政府，甚至发动叛乱。
根据钟泱和刘进洋通过分析收集来的资料，他们得知了上一年孙大炮被赶出广东，除了桂系军阀从中作梗外，还有着粤海商会的影子。其实对于粤海商会以及其他聚集在西关的大型商团、商会组织，孙大炮的本质和其他军阀也没相差太多。都是伸手要钱、要粮、要人，没什么新的创意。更何况孙大炮一直都没想过要好好经营一块根据地，而是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北伐和一统全国，完全不顾及自身实力和根基的稳固。
孙大炮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完全不符合广东各大商会的利益诉求，不欢而散是必然的结局。不过钟泱却是凭借着模模糊糊的历史资料知道，孙大炮最后还是依靠着黄埔一系镇压了这些盘踞在广东的商团所发动的叛乱，毕竟后者的武装力量实在是不入流。
说到底，商会的武装力量也只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和打打土匪，真要遇上了真正的正规军队，也是个渣滓。后来的黄埔系和社民党的土八军，那种悍不畏死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