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阿合马推行的“经理法”迅速见了成效。
他们的政府由于一直处在转型期，加上监管不力等原因，中底层官员确实太贪了，小官巨贪，小吏大贪都处都有……平章阿合马在推行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规模，尽量不能办成“窝案”，也不能变成“塌方”式的案子。
这里的底线就是，要收回大多被贪污的利益，但是还要让地方上有人干活。
事实上，受损最大的还是汉法派的中底层官员……他们确实贪污情况最严重，事实胜于雄辩，汉法派的大臣们只能咬着牙赞美这次运动！
这次推行的运动还产生了一个结果。
鞑靼强盗集团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本来就使得北方汉人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严重分化。
一部分世家大族的文人仍然积极参与政治，官高位显，是仕途上的成功者；一部分文人虽亦热衷于仕宦，却时运不济，沉沦下僚，终生仅为小官小吏；还有一部分文人则被迫或自觉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绝足于官场，成为功名圈外的人。
尽管有上述区别，但是这个时期北方汉人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还是共同的，那就是弥漫于他们中间的沉沦感和危机感，至少相当多的人还是能忍受的。
鞑靼强盗集团的国库得到了快速地充实，这个让大头目忽必烈相当满意，至少陆续到来的联军的军资可以得到部分的满足了。
但是，他和平章阿合马都选择性看不到的是，他们底层的知识分子在快速流失，这个可比真实的历史上快速多了！
事实上，鞑靼强盗集团举办过科举。
最初尝试是在窝阔台汗时期，那时的大头目窝阔台刚刚得取中原时，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他准了。
于是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德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在历诸路考试。
当时是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
诏令中所说的“复其赋役“，指的是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
凡中选的儒生，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
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但是后来他们以当世或以为非便为理由，事复中止。
到了大头目忽必烈即位以后，他们还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但是一直没有施行。
他们让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到了大头目忽必烈这一代呢，鞑靼人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
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已经成为鞑靼强盗集团的助手。
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了大头目忽必烈更定官制时，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
因此，他们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其次，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军费开支，而且又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
大头目忽必烈重用平章阿合马，让他们“理财助国“，已经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主观上，他必须要挺理财派。
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鞑靼强盗集团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鞑靼贵族特权的丧失。
而大头目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
这时候的大头目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
这时候再加上平章阿合马大力推行“经理法”，进一步对中底层知识分子的打压，简直让他们忍无可忌了，已经没有了出路……当官做吏不发财，谁去做那个啊。
但是，北方汉民中的中低级知识分子现在多了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跑，不用走海路，可以通过陆路跑到原先的山东路！
他们早就听过传闻，占了山东路的那帮子海盗，他们根本不是海盗，他们是商人的家丁……那里的工钱高，听说只要是儒生，去了就能当上县令级别的官员！
相比较世家大族，他们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大，可以带家人去，也可以不带……先去看看再说。
甚至还可以携款潜逃！
张国安岛主和王德发主家没有想到过接收北方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劳力。
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事先指导鲍威大队长等人如何接纳他们。
流求卫队在整个山东路的管理完全是处在军管阶段……他们着重管理治安，狠抓张国安岛主一直要求有的秩序问题，其它的，比如民生和税务他们根本就不操心。
从财富的来源来分析，他们在整个山东路确实是在殖民。
流求岛把那里当成了工业、农业和矿业原材料的供应地，每个月甚至每天都要从这里往流求岛运送生铁、，时不常还有几船其它矿产品。
同时，整个山东路还要接受流求工农业产品的销售……如果按科教书来看，这里应该很穷苦的。
但是，流求岛只是按照市场价钱付出了他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