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一日，陈刚的铁血军第三团（西江军）就接到，位于肇庆端州城铁血军总参谋部的命令，限韩亮的第三营，必须二天之内解救西宁县，和雷廉参将邵广义的雷廉营牢牢地把住西山大道，其他清茶门教教匪向广西的通道。
铁血军第三团的韩亮第三营，有标准的铁血军配置。编有六个步兵连。包括一个掷弹兵连和一个轻步兵连，其余为燧发枪连。步兵连编制各十个班，每连一百十五个人。还有，轻炮连，辎重连，和警卫排，骑兵排等等。一共是920人。
铁血军随着军队人数的增长，伴随军队的辎重也大大膨胀起来。一支有正规建制的军队，无论采用何种补给制度，其第一位的需要总是金钱。
以连为单位，铁血军给每位士兵发最起码的必需品，包括给养、饲料、武器，被服，当然还有白花花的现金银元。打仗时这些现金银元是交给连部里的一位出纳官，而不是直接发给士兵个人。这种建立在公开勒索基础之上的制度，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方面能保证士兵得到正规的薪饷，另一方面使他们不必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抢劫老百姓。
17世纪初期的大明所有军队，不论是官军也好，还是李闯，张献忠之流，甚至是清茶门教教匪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一支部队，假定为五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的商人，其人数相当于部队人数的50-150。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
尤其是李闯，张献忠之流，甚至是老道士王砌要搭建“乌托邦”的守教规的清茶门教教匪们。
最惊人的事实是：如果一支军队不能相对固定地以城镇为基地，那么，为了活命，它就不得不经常处于运动之中，像崇祯十四年的李闯，张献忠之流。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不管是官军的“三响”，还是李闯，张献忠之流直接的抢劫虐杀，总之，大明朝官军，李闯，张献忠之流，那毫无纪律人群很快就会把一个地区搞得民穷财尽。
好在，铁血会在西江流域快速的起了几十座棱堡，他们和官府的城镇一起抵挡，教匪流民的侵袭。
朱浩大少爷跟曹明府稍微分析过，之所以大明朝的中原西北流民四起，把一个另一个地区搞得民穷财尽，老百姓流离失所特别不幸，还因为大明内阁在时间上与城镇堡垒不作为。
朱浩大少爷拿起一副棱堡的图纸给曹明府看，就接着说讲。如果把图纸上的棱堡堡垒进行推广，这种棱堡堡垒，就使的大明的城镇防御迅速地加强起来，流民教匪就不利于进攻。
如果说李闯，张献忠之流还有关外的满清，而大明朝的力量已不再野战军了，更因修建坚固筑垒的城镇棱堡。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大明朝，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野战军也能够打仗。实际上朱浩大少爷，第一想叫曹明府给推销水泥，二是，朱浩不想大明朝那么快完蛋，朱浩总觉得时间紧迫啊！
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大明朝在这种条件下，朱浩大少爷认为，官军对李闯，张献忠之流还有关外的满清的战争，在崇祯十五年会是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围城战，而深入大明领土的关外的满清，通常总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当需要决定围攻哪一个城镇，或解救哪一个城镇时，补给方面的考虑常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后勤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座城镇，若其周围地区已被洗劫一空，一般就不会遭到围攻，对已经被围的则很难前往解救。
开封之役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崇祯帝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明军来援，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在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架势。李自成主力暂且移师朱仙镇，稍经接战，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复围开封。
平贼将军左良玉之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帝又不便“修理”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骨干兵力不过两三万人，相当一部分是平贼将军左良玉招安过来的原流民部队。
崇祯皇帝也明白，左良玉招安过来的原流民部队一个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复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资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孙传庭部队。因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尚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首先指望的还是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这个军阀，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左良玉年轻时曾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官运亨通。左氏对侯洵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有百万大军在河南，只能蹲着挨饿，到那时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却不说官军能否固守本境，防堵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侯洵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