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兴奋剂，不仅仅是嘴上反对。所以，与其说为了鼓励运动员们而写一首歌，我更希望国内的宣传口对这一次奥运会的宣传降温，不要让人民群众抱以过多的期待，也别让运动员自己背上过多的包袱。”
说完一个段落，毕文谦顺手拿起之前留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杯，把剩下的水喝掉大半，径直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个，关于刘三剑提的白旗车的想法。既然她为了赌气在文华公司内部这么提了，那我就勉强一本正经给个意见好了——我不同意。如果真要顶上耻辱柱以儆效尤，方法多的是，没有必要这么搞。我们国家现在，生产一辆轿车的成本，并不低，不能这么挥霍。”
“第三个，香港媒体的事情。我也同意刘三剑认为应该整顿的论断。但具体的整顿方法，不能用国内以往的行政办法来。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在香港主动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框架来。媒体想搞大新闻，那就让它们搞好了。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掌握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的香港媒体。无论是我们自己成立，还是对已有的媒体进行控股，或者其他什么有效的办法，都可以。另一个，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媒体，我们只要求真而全，真实，全面。如果报道不真实，或者是用片面真实的内容以偏概全，从而试图混淆视听，那就直接教它们做人。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但我们也正好不必被社会主·义政府的节操所束缚，只要那些人在香港生存，教做人的办法，太多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这是至理名言。”
毕文谦的口吻始终是规律而平静的，就像他如黎华那样伸着中指敲打桌面上的材料的声响。
“第四，关于王京云提到的两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结合教育改革里关于高考改革的部分去思考。以前，我说过，在亚洲画一个铁路倒三角，形成一个经济圈。这种规模的构想，不能是不负责任地拍脑子胡来。所以，我看过不少那个倒三角沿途，特别是我国部分的不同地区的相关资料。其中，在西北地区，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国家领导人把当初那些坚定站在封建甚至是奴隶制贵族的立场的人给平反了，并且恢复了教职；而同时，政府又得出并宣布了，在1952年批判并撤销了王振将军的分局书记、军区政委、财委主任等职务，是既不符合实际，更不公正的结论。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西北地区，既有胡国光的一个洁的一个电报，两个文件的内容，在侧重上几乎自相矛盾。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国家的态度和政策会这么持续着？这不仅不能平息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角度来说，王京云提到的苏联的苏姆盖特惨案，就已经为我们踩了一回深水区了，而那个叛逃的阮名，起草过什么文件，很轻易就能查清楚。一个政策，由一个叛徒起草，这在客观上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亡羊补牢，犹未迟也。现在，正好就是一个做出决断的时机。”
“不过，西北的一些问题，仅仅靠坚定一个态度，一个立场，只能治一时。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具体地说，是教育水平远远不够。在那片国土上，真正亟待我们做的，是两点，语言和风俗。首先，是大力推广普通话，让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熟练掌握普通话，这才能够保证国家的政策不会在传达中被人歪曲，甚至于传达不下去。其次，是深入基层，持续宣传，移风易俗，让当地人改掉落后于当今时代生产力的习俗——无论什么民族，这也和什么民族没关系。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这三个代·表的本质起冲突的陋习，就应该由干部带头，一一去除。对于干部，要求要严格一些；对于群众，要求可以放宽一些。但无论怎么放宽，都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毫无疑问，想要做到，不，仅仅是想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人去执行。干部也是人，人不是凭空变来的。从哪里来？一方面，早在两年前，我就提出过，既然大学毕业生都默认是干部编制，那就应该让大学生到基层去接地气。虽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主观想当干部，但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总是多的。国家也应该给予他们培养锻炼的机会，我只去过边区，也许还有更艰苦的地方没去过，但大西北，就是可以锻炼干部的好去处之一。把一个人一辈子摁在艰苦的地区，既不公平，也不科学，但如果只是三到五年，那么能够习惯艰苦的生活，并且做出成绩的人，不就是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进一步培养的人才吗？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这个数字，会快速地增长，如果这个构想能够实施并持续下去，大西北的语言和风俗的问题，是一定能逐渐解决的。而另一方面，我在思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