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现在的国企，有很多的规模企业并不够大，所以，一开始，三个企业级别的规模上下限的划定，差距不可能拉得很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经济规律本身就会进行惨烈的淘汰，将来，三个等级的平均规模水平，将会出现明显的数量级差距。国家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适时地进行标准的修订，不同级别的企业的各种资质的规定，也需要逐步的明晰和严格。”
“国企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力量，大集体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私企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个体户是中国经济的后备军。在经济建设中，国企要啃硬骨头，大集体要培养新鲜血液，私企要搞活政府暂时管不过来的边边角角。这些目标和职能，靠宣传和鼓励实现不了，必须经历残酷的竞争，以而今的国税稽查能力来说，肯定会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出现许多混乱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盘外招，不过，只要肉是烂在锅里，只要能够保证各级企业的性质，保证整个中国是一条鱼，而不是一片海，全局上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连内部的竞争都不能脱颖而出，那些下作的手段都应对不了，在将来和外国企业竞争中又怎么能落得了好？先在国内锻炼好了根骨，了解和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残酷本质，才有底气走出国门，与狼共舞。”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搞不了，因为计划能力跟不上。但对于计划经济的追求，将是我们明确不变的远期目标。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在一个行业内，只保留几个能够良好管理的巨大的国企，甚至只有一个巨无霸的国企。这个兼并的过程，应该通过市场竞争的淘汰和检验来完成，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直接的干涉。相反，不参加分级的国企如果在兼并膨胀之后的不能保持高速发展，我们倒可以用行政命令进行拆分。”
“这一系列措施，简单地总结就是，把国企的水分挤出去，赋予国企最好的政治、社会待遇，最高的要求标准，给予其他形式的企业晋升为国企的途径。整个国内非命脉同时长远规划的必要性不是那么强烈的行业，在整个国内以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相互竞争，发展还是衰退，兼并人还是被人兼并，各凭本事。有竞争，就有成败，竞争失败的企业会有很多，必然会产生打量失去岗位的人员，这些人，可以在国家的安排下，去东北，也可以去西北，到环境艰苦的地方去，卷土重来，当然，也可以自主择业。这些水分是从苏联撤走专家时中国经济就落下的病根儿，越晚，病将会越难治，趁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人民群众在大方向上是相信政府的，只要我们的措施大体上是公正公开，人们具有相对平等的学习机会，晋升机会，那就具有可行性。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搞盘外招并且吃相难看，那就请他去北方为祖国治理沙漠吧！这些，就和经济规划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了，这里就不细说了。”
又喝了一大口水，毕文谦放下杯子，把红木镇纸拿在手里，无意识地把玩着。
“不过，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利益驱使和倒逼，为更高级的改革做准备。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从私营开始的企业家，渐渐发展到了可以成成国企的规模，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过多的自己的股份——实事求是的说，这在当下的社会背景里，是多数的常情。所以，我们可以规定试行消费公开原则。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企业家，愿意主动申请消费公开，那他不仅可以保留企业经营的独断权，更可以最多保留企业40的股份，并且是始终保留，这一部分股权，从国家天然占据的50里划归。而所谓消费公开，就是指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吃穿用度，除了相应于一个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的机动开支之外，任何一笔消费，都必须公开，按月公示。消费公开，采取个人主动申请的原则，并且至少要处级以及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申请。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能力去查一个人收入来源的巨细，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具备可行性。就我看到的资料来说，几年前就国内就有酝酿过高级干部财产公开的计划，但永远只是计划，书面材料递上去了，也从来没有人明言反对，但就是没有下文，永远打入冷宫。既然这样，我们索性发动群众监督一个人用了什么。老一辈既对国家有巨大功劳，不少人在个人观念上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后人，我们就不去要求了。但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干部，我们要对干部的个人操守和作风进行认真的规范。”
“规范，纸面上的规划很好做，怎么执行？一刀切是乱世用重典的行为，在现在是行不通也不值得的。所以，在出台规范之后，我们不能用来要求所有干部，只能用来要求主动申请被要求的干部。对于那些有资格并且主动申请了消费公开的干部，在今后的晋升选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