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直接这么说，肯定显得危言耸听。我讲具体一些——其实，这个问题，体现了在当前的科技水平局限下，以苏联为首的摸索的现有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因为冷战导致的两个阵营之间的直接经济贸易规模局限在一个比较低而原始的规模，一直算不上问题，但我说过，我们中国，是有成为两个阵营的经济贸易主要中转站的时代需求的，重返关贸总协定，是既定的战略。而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制度性的缺陷，也不通过其他行政手段规避，就贸然进去，那我们整个国家，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好啦，黎华，缓缓气儿，别太过担心，我是说得很严重，事实上问题也的确有那么严重，但我们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吗？你先慢慢听我说，来喝点儿水。”观察着黎华的脸色，毕文谦又从口袋里摸出另一个扁扁的铁皮壳酒瓶，起身递在黎华手里，“以前我就说过，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因为无论是苏联的体系还是美国的体系，都存在很大的缺陷。然而，苏联和美国还在最顶层眼对眼，我们不能过早自己把旗帜竖起来。所以，国内自身的建设我们可以无视他们，但在实际的对外贸易中，我们必须捏着鼻子，顺着人家的经理理论体系为框架进行操作。”
“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新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在和同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华约国家贸易时，问题倒不大；可在和资·本主义体制国家贸易时，他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却是对于而今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一个巨大的贸易陷阱。”
“先回到我刚才提到的电影院的例子。普通的京城市民，和卖瓜子的个体户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从比较低的层次去看待，我们可以说，这是体制有问题，是计·划经济的错。因为市场明明体现了卖瓜子的利润可以高到暴利的程度，但习惯了计·划经济的市民们，默认了瓜子的规定价格，默认了瓜子的流通销售途径，对于市场的改变，反应过于僵化，所以被人家个体户钻了空子。所以，个体户的暴利，是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直观表现。”
毕文谦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嘲讽。
“可如果把层次提高一些，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个体户，他们都是生长生活在新中国的，这没有区别。什么是生长？在医院里出生，在学校里上学。什么是生活？日常的吃穿用度，非日常的各种开销。这些，有的，是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福利，有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产出的产品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里。再说一次，这对于体制内的普通市民和体制外的个体户来说，没有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发生的买卖瓜子的贸易关系，这件事情，是在体制之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体户的那个老阿姨，一方面，从小到大，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福利，享受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价产品，一方面通过体制之外的贸易方式，从体制内部的群体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听上去好像有些上·纲上线，是吧？我说过，作为政府层面，不能够小家子气地把人家给取缔了。但这事情，本质上的确就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将来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时候，总不可能把人家也给取缔了吧？”看着黎华低头的样子，毕文谦稍微停顿了一下，“其实，对比一下两种社会制度对于价格的态度，对比一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同，就能发现问题的真相。”
“目前的大多数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东欧，往往都面向全民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而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过，教育，在生产力水平核算中阶层最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体现，教育，在苏联模式的经济理论体系下，价值为0——很显然，这个说法不对，苏联也不会那么认为，他们会说，之所以让教育对人民免费，恰恰是因为我们也认为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即使大家都对教育的价值心知肚明，在他们的核算体系中，教育这一块儿，其经济效益，的确就是0。”
“这显然不是个案。把目光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这样那样的福利，简直是充斥着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明显有社会价值，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的事物，在经济效益的核算中，被无视了。”
“如果这一切只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内部，这倒也没什么了。大家都一样，肉烂了在锅里。就事实来说，华约国家和欧美的经济贸易，不仅规模远远配不上双方的体量，并且形式也是物物贸易为主的原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