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扶乩术受到上位者青睐，成为党争权斗工具。明宪宗时，李孜省为了拉拢势力，通过乩仙说江西人赤心报国，启用了一大批亲信，顾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此后扶乩术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嘉靖皇帝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于是有人借此发难，《明史·蓝道行传》记载：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只不过和汉武帝时代的巫蛊之乱不同，严嵩也是精通此道，反过来就与道士田玉勾结，田玉擅长扶乩术，诬蓝道行，蓝道行下狱死。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他对世宗说："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后来，世宗杀了田玉等人。
明朝俞如楫的《礼部志稿》载有马文升《复奏四事疏》："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更有某公在明朝崇祯皇帝时做谏官，曾经举行"扶乩"向伏魔大帝关羽求问自己的寿命，关羽判断他当死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计算日期，已经不远了，因此常郁郁不乐。可是，到了他当死的那个日子，却安然无恙。
后来此人进入满清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举行"扶乩"，当年在明朝告诉他寿数的关羽又降临下来。他乘此机遇，叩问当年判断没有应验的原因。关公给他的判语说："你不去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备车告退。原来，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天正是明朝覆亡，甲申天变，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百官从主赴难的日子，某公没赴难才存活下来。纪晓岚在其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数十例扶乩事例。以为："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但他也不否认有扶乩者系"炼二话手法而为之"等。
石苓人谈兴大发，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近代人对待扶乩的态度长期莫衷一是。扶箕与其他预测性的巫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设坛扶箕，请来各种各样的神仙。有点因缘的，还可以在家里设置常年的箕坛，一有问题，随时请示，方便快捷。而其他预测性巫术，像占星、风水，多半属于专业知识，一般人并不精通，临到需要请示时又来不及。所以明清以来，扶箕盛极一时。
开放性的扶箕逐渐泛滥之时，其实也就是它的没落之际。到了满清中叶，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丹道，爱好扶乩，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事无大小都要问于乩手。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最后战败被俘，时人讥之"六不总督"。有人在扶乩时，遇到谭嗣同降坛作诗："亚陆已无华世界，轮回尚有泪汍澜。这回莫问人间世，渺渺天风送玉鸾。"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失败遇害，死后似乎也陷入悲苦无奈的处境。扶鸾就这样某种程度上这样推动了人类的历史。
大烟战争后，西方模因大举进入中国，扶箕也开始大请国外神仙，什么古今中外神仙皇帝，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客。比如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坛的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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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拿破仑、托尔斯泰等等"。在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谁知请来的是耶稣，耶稣他老人家满篇写英文，谁也看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竟然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挑筋语说英文，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基督徒在场。这样的场景还能取信多少人呵？
只不过与石苓人他们阴阳天师沟通阴阳幻影的预测方法比较起来，扶箕还是比较受读书人的青睐。民间用的沟通阴阳，跳大神、鬼上身、或者石苓人的伪读心术什么的，虽然检索方便，但只能看到粗略的过去景象，比较大路化。而读书人运用扶箕，则可以与箕仙诗词唱和、吟风弄月、讨论未来，充分展示文人的优越感和文字癖。因此人们对扶乩的真假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石苓人话锋一转，但也有扶乩预言国家大事的，例如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七，在燕京西山碧云寺旁，居士高静涵家中，请来隋代高僧天台步虚祖师飞鸾训文，预言中国的百年大事，从光绪帝的死期“云暗暗，雾愁愁，龙归泥土塑猕猴”，宣统帝的三岁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