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是孙佛爷的故事，那么他是用自己“我”这个口吻讲的，我除了大概用脑子记了下，还是用了录音笔，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想要把所有资料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资料出来，但这最后却形成了我在不断地记笔记，由此还养成了习惯。
故事发生在1955年底，当时地质矿产部新成立，下分了好几个司，每个司都有隶属于自己的地质勘探大队，我那时候突然接到了一纸调令，紧急出发到北京报道。
等我到了北京后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了，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被安排到地质部自己的招待所，而是一家部队的招待所。
地质部当时还是有李四光这些大人物主持，地矿招待所刚刚盖好，条件很好，我本来还想能好好体会一下哪里的舒服程度，结果很奇怪的被安排到了一个特殊的部队招待所。并且发现，这里面出出进进的很多人显然都跟我一样，都是调动过来的。
在招待所里我住了两天后就去开会，在做了一番动员和鼓励后，宣告我们这一大批人同是新成立的：217大队的成员，（也就是后来的217矿，以及后面814、816、523矿的前身，这种数字代表的含义，都是保密性质的，后来才知道组织结构完全照搬军队的建制）我们每个人都配备自己的保密号码。然后是组织大家学习保密条例，并且一同在礼堂里宣誓保密。
以后的日子就是组织学习，日子过的比较清闲，而且我们都是一起在部队的食堂用餐，伙食也还不错，但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大队具体的工作性质和目的，平时也有那消息灵通人士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说我们的基地都确定了，定在四川成都，前期已经有大批的人员过去，组建单位的办公楼及宿舍，等完成了，我们就可以过去，也就有窝了。
但这些消息并不能让我兴奋起来，因为我发现，我们其实跟软禁了一样，在驻地内活动虽然不受限制，但要出去确实很难，都是要打报告，然后有专人陪同才能外出，这就让我不由得心理犯嘀咕了。
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是接到通知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一直也没得到这样的通知，我不禁暗自思量：“这可能就是那种——政治审查，也就是平常人说的政审。
我的政审显然还没通过，对于这点我却不担心，因为我个人在这一块虽然有点瑕疵，但父亲以及好几辈的社会身份都是那种城市贫民。
相信就算查，也不会知道我原来外八门的身份。至于我在国民党政府的职能机关呆过，但我只属于小人物，一般技术人员，政治上应该很清白，所以没啥好担心的。
倒是这种严格政审的方式让我意识到：马上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开始了，同时我觉得参加的成员也一定很特殊。
在部队招待所的一段日子之后，感觉我是严格政审最后留下的人员，这对我来说，既让人担心，又有点期待，从当时的政治气候来看，政审通不过，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一旦严格政审通过后，很有可能会选派到一些保密性极高，又非常特殊的项目中。
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有中央直属的某机关直接指挥和负责，而自己所在单位则不知道，只是接到通知：“借调”而已。
1958年前后这种通过组织关系借调的事情越来越多，如：大庆和玉门的石油会战，就是抽调了各地大量的地质勘察大队及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还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那时候的人，对于自己具体在那个单位并不直接关心，甚至自己也不清楚将来会在哪里长期工作，户口落到哪里？但那种漂泊感却没有，豪情壮志到挺强，“我是一块砖，任党来回搬”是那时候表决心的流行语。
快进入12月的一天，我还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烤暖气，就接到电话让我立即出发去开会，我心里暗暗咒骂，现在这种天气，谁还愿意在外面跑，但不情愿归不情愿，我还是不敢耽搁，披上衣服就来到招待所门口。那里有辆车在等着我，车是那种军用吉普车，规格很高，一般的县团级才能使用。
坐上车后，只见来接我的是一名军人，跟我同姓自称是某机关的干事，孙干事只是简单寒暄并没有透露到哪里开会，以及什么会议这些具体细节，我寻思问也问不出来，不如不问，该告诉我的，自然会让我知道。
车子行驶了四十分钟后，开到了北京西郊的某处，地方很荒凉，但有一条很平坦的道路相连，路的尽头有几处红砖楼，很像是别墅，但又不具备优雅的环境，我心里是很好奇，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心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进屋之后，我被引到一件会客室，孙干事跟我说：“让我等一会，他要去汇报”我点头示意没干系。
时候不大，也就是一支烟的功夫，会客室进来了三个人，当前的一位显然是头脑，因为他也是一名军人，此人四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干瘦但骨架很大，站在面前感觉还是很魁梧。
从他的肩章来看，应该军衔很高，但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因为对这方面我不怎么关心。至于身后两人一老一少，少的那位好像是个书记秘书的身份，但老的那位我依稀有些面熟，他应该是部里的某领导，因为我好想在地矿部内部的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简单的问候和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