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箭带着齐云，坐着小小的“摩的”在地市里胡乱兜了数个圈子，还到长途汽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挤了半个多小时，从前门上了长途汽车，又悄悄从后门溜下来，最后躲到地市的一间小旅馆里。
洪箭打开电脑开始写通稿，齐云帮不上什么忙，只剩下暗暗地着急的份儿。
本来齐云是主张回j市再写稿的，别的不说，就l县这贴着粉红色壁纸、地板污秽暧昧不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甜的腐败气息的小旅馆就让人受够了，可是洪箭说：他必须马上把稿子写出来，然后找个网吧将稿子发给北京总社，让他们尽快将稿子排印，如此才能确保他们前面所有的努力不会付诸东流——而且，洪箭还说，他已经对外放出消息，说他和齐云已经离开l县往j市去了，所以，如果真有打他们主意的人，现在应该隐匿在l县通向j市的公路上，所以他们更得留下来，因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齐云还记得洪箭皱着眉的样子，他忧虑地说：“如果不快点写出来，哪怕拖延一点时间，就有可能被‘关心’，稿子就会发不出来。”
“可是，为什么呀？”齐云不服气地问，“不是说中通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吗？我们揭露这件事，也是匡扶正义呀，花的根有病了，不把虫子挖出来把病治了，花就会枯萎的呀。”
洪箭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固然不错，可是你别忘了，办报纸的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所具有的弱点。中通社虽然是靠国家拨款养活，可是作为一家大型机构，下面还设有不少直属于事业单位和直属企业的存在，至于那些挂靠的非直属企业则更多。那些企业的老板们往往是凭借在社内具备相当‘瓷实’的关系网络才得以在中通社下面分一杯羹，表面看着风光，可是他们没有国家拨款，要自负赢亏，就不得不担心钱的问题，甚至，每个人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今天的记者，早已经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和我们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我们，在那些强势的政府官员眼里只不过是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小记’罢了。”
两人除了初进旅馆时简单的交流之外，便再没有时间说话。为了谨慎起见，连吃饭都是一切从简，桶装方便面和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了一餐。这倒不算什么，齐云经过更苦的日子，可是在等待洪箭写出长篇通迅稿时，那种不得不闷声不响的百无聊赖，还有担心才是最难熬的。
齐云坐在旅馆小小的窗口边，抹掉窗上的水汽，透过被刮花的窗玻璃和窗上粘的说不清是什么的污秽，看到外面飘飘洒洒落着雨加雪的小巷，和小巷里穿行的芸芸众生。这几天的天气已不算是顶冷了，虽然还没到旧历年，却隐隐透出些微春天来临之前的暖意，由天上洒到巷里的也不再是雪，而是细小的冰晶和雨珠儿，虽说给人的感觉甚至比冬天的雪更加湿冷和易沾人衣，也将小巷的甬道弄得说不出的泥泞和难堪，然而齐云知道，马上就会天晴，而只要太阳一出来，天气总归会一天天地好起来，这污脏的小巷也会变得春光明媚。
齐云回想起这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忙碌。盛京帝皇夜总会的存在祸害了不少本县或是邻县的年轻女孩，找到几个并不困难，说服她们作证尽管不容易，但齐云的亲和力和三寸不烂之舌也不是盖的，更何况洪箭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权威感和让人不由自主就心生信赖的“天赋”就在那里摆着，哪怕和他的身份、职业、学识都没有关系，他也是个另人一见就觉得他值得相信的人；去省城公证则是照章办事，自然更没有什么难度，只是需要等待一些时间罢了。
最难的要数回到陈眉乡三爻村取证了。像范大叔这样的村民，对于洪箭、齐云的归来自是喜出望外，双手欢迎甚至感恩戴德，然而村里却并非人人都是如此态度。
正像共产主义先辈们所说：无产阶级最是无所畏惧。所以，敢去政府门前闹的那些痛失家园的村民们，他们自身可以说都一穷二白，在村里也都没有任何根基或后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占有任何既得利益。这些人虽能毫不畏惧给洪箭和齐云出证词，可是毕竟受文化程度和他们在村里的地位所限，提供的证词往往颠三倒四，常有让人不知所云之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年强制拆迁的一些鸡飞狗跳的细节固然是记之甚清，可是重要关节，譬如当年是否曾见过政府下发的拆迁证书等，则是众说纷耘，谁也讲不清楚。
洪箭和齐云一商量，决定要谨慎选择在村里接触的对象，这件事情既要速战速决，又必须避免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很快地锁定了目标：主攻拆迁时在位的老村长一人。
齐云数年做公务员的经验告诉她：越是基层干部，就越是滑溜、世故、见风使舵，而他们接触的这个小村长，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齐云他们一连两天找到村长办公室，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则更为蹊跷，明明在门外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还听见村长在里面和妇女主任说话的声音，可一敲门，里面顿时就噤声，他们耐住性子敲了10分钟，才有一个身材壮实的中年大婶出来开了门。
洪箭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中年大婶倒也没怀疑，略扫了一眼就用带着浓重当地口音的普通话问他们，有什么事。
洪箭说要找村长，大婶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