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军的管理比较粗放，平时管理的军法不多，主要就是阶级、逃亡、擅兴这几个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法和擅兴律，阶级法给予统兵官几乎无限的权力和对下级绝对的权威，擅兴律则是对统兵官权力的约束，他们没有用兵的权力，发兵必须经由枢密院。这种管理体制下的士兵逃亡是必然，逃亡法便是针对士卒逃亡的惩罚。
统兵官一方面是对下属绝对的权力，军中管理的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了他们，一方面是作战时用兵动辄得咎，大部分人宁可选择消极避战。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理论上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偏废。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就必须限制他们使用武力的权力，不然五代骄兵悍将擅自拥立的景象很难避免。处处限制就让统兵官在战争中失去了主动性，对朝廷的命令消极应付，约束他们的是擅兴律，消极避战总不犯军法了吧。
军队终究是用来打仗的，为了严惩消极避战的行为，又有了在军事行动中才适用的罚条。宋朝军法的细密严酷，主要是在罚条中体现出来。
历史上丁度和曾公亮编成的《武经总要》，收集的罚条一共七十二款，几乎全部都是犯者即斩。背军走者斩，诈病者斩，自伤残避役者斩，期而后到者斩，不救友邻者斩，闻鼓合发弓弩而不发者斩，违主将一时军令者斩，惑乱军心者斩，赌博涉及钱者斩，私议军中事宜者斩，失去衣甲器械者斩，粗略例举几条，就知道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
平时的粗放式管理，对上战时细密严酷的罚条，怎么想都知道执行性极低。徐平前世的经验，知道管理是科学的系统工程，管理要贯彻到每一个环节中。禁军的这种平时粗放战时高压的管理方法，恰恰是最愚蠢的。
这样的军队，要想能战对统兵官的要求极高。要么是与众同乐，大把的钱撒出去大家开心，平时好吃好喝同欢乐，战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要么就是严于律己，从自己做起，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战时一样身先士卒。
这样优秀的统兵官，一百个中也出不来一个，打上几十年仗，才能撞上大运。可禁军的体制，国家财政根本支撑不了他们打上几十年仗。这便形成了一个悖论，实际上无解。
徐平一再向朝廷表示现在的军队是体制问题，必须改革军制，才能够应对战事，但却没有人支持。朝廷中对党项主战的多是拥护旧军制的，认为军队作战不力，是军法还不够严酷，杀的人太少。只要严格按照军法行事，把那些懦弱不战，或者擅违军令的诛杀，杀一儆百，自然就能够人人奋勇争先。要么懦弱不战，要么擅违军令冒进，统兵官要想把握其中的火候何其难也。相信徐平的多是跟随他在三司事务中改革经济的官员，但对于徐平军制的改革并没有把握。尴尬的是这些人多是主和派，认为不需要跟党项一般见识，等到再发展几年，朝廷钱粮充足，用钱砸也砸死元昊了。
做官这么多年，曾经任三司使主持天下钱粮，徐平的身边是有一些人。但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却帮不上忙，他们不扯徐平的后腿就不错了。
向王守规和甘昭吉发泄了一通，徐平的心情不错，对面前自己四位最重要的手下仔细分析着军中的事务。告诉他们军制为什么要改，怎么改。
张亢就是拥护旧军制的主战派中的一员，听了徐平的话，还是觉得无此必要，口中说道：“节帅，朝廷养兵，自生到死，让他们钱粮无缺。观历代军事，没有哪一朝如本朝一般待士卒如此之厚。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到了战时，只要这些人肯用死力，何怕西贼元昊！党项小国，元昊不过逞一时之凶，只要将士用力，一战可擒，何必费如许功夫！”
徐平摇了摇头：“你和景泰都做过镇戎军通判，对党项并不陌生。说一说，在你们的眼里，元昊跟他的父祖比起来如何？是现在的党项更强，还是继迁和德明时的党项强？是现在的禁军能打，还是太宗皇帝时的禁军能征善战？”
张亢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这就是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两个观点，主战的认为朝廷对党项恩重如山，元昊反叛绝对不对饶恕。而且党项终究是小国，只要发倾国之兵，必然能够一战而灭。特别是现在的党项同时得罪了大宋和契丹，暂且不用顾忌北边，可以全力对付党项。主和派则认为此时的党项强于前几十年，而禁军则不如前几十年，太宗和真宗时没有打赢的敌人，现在同样没有取胜的把握。主张用经济手段压迫党项臣服，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徐平是赞同主和派的分析，但却是让战派的主张，两边不靠。他承认现在朝廷遇到的困难，但主张改革军制，重新编练军队，边改边打，彻底消灭党项。
见张亢还是满脸不服，徐平道：“公寿，我们都是读圣贤书，考过进士的人。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道之所以为道，一忠一恕，一体两面，不可偏废。如果只强调一面，便就失道，败亡不远。军中只强调要士卒拼死上前，却从来不为他们考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奋勇向前，便就失了忠恕之道。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儒生，怎么谈起兵来，却跟暴秦的法家一个论调，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张亢脑袋一抬：“然而暴秦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宇内，北逐匈奴，南驱百越，立不世之武功！若要谈兵，自然还是学暴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