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徐平不说话，张载不免有些心虚，问道：“敢是学生说得哪里不当？节帅指教！”
徐平道：“我刚才问你，要想从地里种出粮食来，除了人和地之外，还有哪些。就是想告诉你，土地问题的核心是粮食，而不是地。为什么大家的眼光都放在地上面？因为对粮食来说最重要的是地，但到今天，只想着平均田地是不够的。要想让民间衣食无缺，就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地上。而是应该把土地下种，收获粮谷，从头到尾，有哪些物事相关都一一条列出来，仔细分析，才能理出个头绪。把田地平均是不是有利，就要根据这理出的头绪来讲，最后看是不是能产出更多的粮食。所以说，单单讲井田制是不够的。”
讲农业生产，自然离不了分析农业生产的要素。农业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人力、各种农具和畜力以及土地。李觏比前人认识得更深的一点，就是把人力和土地同时重视，但其他要素还是忽略了。张载的井田制思路是来源于李觏，自然也就继承了李觏思想的优点和缺点。
晚唐五代离乱，人口损失极多，一直到这个年代，即使中原地区也面临人力不足，很多田地荒芜。土地现在并不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最尖锐的矛盾所在，实际上历史上两宋的地价一直不高，地价和租税的比例远不能跟明清时代比。这最直观地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耕地矛盾在宋朝远不如后来明清时期尖锐。
在耕地矛盾并不那么尖锐的情况下，宋朝讲平土、均田、井田的学者和著作又远不是后来明清时期相比的，这跟学术氛围有关。宋朝儒学再兴，又以尊孟为主流，而讲究民为本的孟子对土地的态度就是耕者有其田，实行井田制。在托古改制的思潮中，平均田地便就被一再拿出来作为治国良方。
平均田地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徐平也没有答案。要想得出结论，必须针对农业生产的要素综合分析，什么样的生产规模，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有最高的效率。但根本的一点，这个年代肯定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主，才能获得最高收益。
这个结论不是没有来由，徐平前世工作的关系，看过对于生产要素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分析论文。一直到九十年代，在以稻米生产为主的地区，综合分析之后，粮食产量的最高值应该是一家一户生产，每户种植三十多亩的样子。当然粮食产量最高，不一定是经济效益最高，两者并不重合。提倡以大企业为主的规模化经营，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的，并不是从生产更多的粮食上来讲的。实际上在徐平前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即使是欧洲东亚的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流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场。
把土地平均分配下去，能不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科学的回答就是不一定。土地只是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必须综合起来分析，还要考虑到生产要素之间的交叉影响。比如平分土地，每户规模太小的话，必然就会影响牛、马等大牲畜的养殖，就会影响水利建议。而规模太大的话，又会造成粗放经营，地力浪费。
抬头看着天空，徐平对张载道：“秀才，人生天地之间，天如父，地如母，我们只是这天地中间的一个孩子。孩子难免有时候孩子气，想通了一个道理，便就以为发现了天地至理，世间只要按着自己想的这天地至理去做，便就五谷丰登，上下和睦，天下太平。实际上这至理可能在天地眼里，只是一个笑话而己。天道虽有常，而世事却无常，天地间哪有亘古不变的治国安民的法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当然，这样做起来太过麻烦，不如灵机一动想出个长治久之计来得痛快。但你想一想，真有这样痛快的法子传下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事情就要勤动脑子，多动手，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去做，才能真地为国为民做出些业绩来。”
张载是经学家，虽然在经学家他是最肯于实践的人之一，但要埋下身子，从细碎的日常事务中总结道理，真地难为他。脑子转得太快，有时候对于实务反而不是好事。
沉默了一会，张载才拱手道：“学生谢先生教诲！”
徐平突然想起来，历史上张载好像拜访过范仲淹，要募兵讨贼立功。然而范仲淹却让他用心学术，回家好好读书去，将来不定会有一番大成就。现在想起来，范仲淹的眼光还是很毒的，这年轻人脑子太好使，有一长必有一短，踏实做事就成了他的短处了。
想到这里，徐平不由笑了起来，对张载说道：“秀才，世间最难，是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去做事情。想出道理不算成功，要把这道理贯穿到实践当中，真正看一看，合不合实际。对了看对在哪里，错了看错在哪里，再去跟想出来的道理印证。如此三番五次，想出来的道理才是真地对世间合用的。便如这井田制，你跟我讲古圣贤怎么说是没有用的，圣贤书我也读过。你要告诉我的是，实行了井田制的地方，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畜力，同样的农具，同样的人力，多产了多少粮食。这样，才能说明实行井制对产粮食是有用的。多产粮食只是一，二是实行了井田制之后，利不利于朝廷管理。管理是要花本钱的，可不是你说的只要给田官分职田，以职田税赋代替俸禄，便就不花朝廷一文钱。若是天下的土地都成了田官的职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