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赵祯御文德殿，大~~~la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礼仪性的，在京官员，无论匣务不匣务，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在所有官员前露面，表示自己身体正常，国家运转正常，避免猜疑。在这种大早朝上面，原则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奏事。这样做的制度意义，是表示朝廷大政没有被皇帝身边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会上当众揭穿。当年宫中失火，吕夷简一定要让刘太后请赵祯出来露一面，才肯带着百官离去，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里，都看不到儿子站在哪里，心里还是无比的自豪。小时候不成器天天闹腾的那个混小子，谁能够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头。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儿子在哪里，徐正特意打听过了，徐平的班位在赵元俨和晏殊之后，百官第三位。
赵祯升座，群臣行礼如仪。起居告谢毕，轮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议大事，因为这种大朝会礼仪繁琐，时间紧张，参加的官员又太多，大事议不清楚。议的多是日常事务，大臣上前禀奏，赵祯可与不可，不能决定的由小黄门把奏章收入袋中，带回宫中处分。政令必出中书敕令，疑难大事赵祯一个人也决定不了。他冒然一个人做决定，手诏被宰相给退回来，不是什么好事。
明朝之后不设宰相，哪怕后来出现大学士，清朝出现军机大臣，实际行使相权，也都不是宰相。没有政令必出中书，只能用敕，军令必出枢密院，只能用宣命这两条，权臣的势力再大，哪怕能决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权决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属。宰相班子是国家实际的治理者，是由制度来保证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带几位参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将要使要的官员职的升迁，如叶清臣进龙图阁直学士，李参直史馆，诸如此类。
第二班枢密院，吕夷简带枢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军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带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财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开封府，任布上前奏春节期间开封城内事。
第五班审刑院，宋庠上前奏讼狱。
自西北乱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毕散朝，不能超过辰时。大朝会御史中丞要监察纪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
正在这时，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捧笏抗声道：“臣司马光，请与集贤相公廷对！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关万民疾苦，天下兴衰，不廷对，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临百姓！”
赵祯已经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来，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愿对！”
此话一出，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
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涉及到的人多，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观点也尖锐，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一次不行，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
廷辨这种大事，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
一道德，就是统一政治立场，确定政治原则，统一思想。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准备。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慑于威势，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没有站出来罢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会廷辨，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不出徐平意料，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不辨明白，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他强行推下去，立新学，以新学取进士。让满朝官员站队，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贬。最终的结果，是造出了一个旧党，最终上台来斗他。
政治立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都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
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
当天命破除，人必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用相反的办法做。这是人的必然，离了天命，人要从自己找逻辑。
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之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名词，徐平前世听起来高大上，觉得洋人怎么会这么厉害，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中国的文明怎么这么落后，就不去想这些问题，尽是搞些仁义道德天理伦常之类虚假欺骗人民的东西。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一切，真地引入中国来了，纵然精英再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