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2日，日本大本营向华中派遣军下达向武汉全面进攻的“大陆令188号”命令，指出“攻入武汉附近后之占据地区，应尽力紧缩”。其参谋总长也相应发出第250号指示，进一步指出：“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不得超越信阳、岳阳、南昌附近；华北方面军不得超越黄河及黄泛区域进行作战。”
这说明日军兵力不足，急于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武汉外围守军阵地。
战略部署是：以华中派遣军大部兵力控制已占领的京沪杭地区，严防中**队由浙江方面发动反攻，以第2军、第11军对武汉实行南北夹攻，其重点仍在沿江两岸，侧重于南岸；以第11军担任南岸主攻，北岸及大别山麓则由第2军担任，以策应第11军作战。
九江、黄梅要塞失守，武汉形势危急。蒋介石除直接指示第五、第九战区兵力部署和作战思想外，并向各部队下达手令，要求各部队按照他的设想构筑工事。
蒋介石手令说：“林主任（侍从室主任林蔚）：通令（并用电话告沿江各部队）江防与湖防各部队，除沿江直接防御之阵地外，应在其直后方近距离处，利用适当地形，构筑强固之本阵地，以备与上阵之敌战斗，并在其本阵地附近之四周，多筑假阵地，以掩护本阵地，而对大小村落与房屋城墙，皆应特别注重设法利用。凡城墙或墙壁之下挖筑地洞，在其外缘构筑阵地，既可避免飞机之发现，又可抵抗敌军之炮弹，故城墙之下外缘阵地，实胜于野战工事；尤其在敌空、炮军优势之时，野战阵地不易耐久，非利用村缘屋壁与城墙不可。台儿庄之役，中**队能不受敌机炮之威胁者，即在于此。”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急迫心情。
由于张发奎此时已调离，陈诚亲到前线，会同薛岳、吴奇伟制定作战方案。薛岳、吴奇伟、张发奎三人都是广东同乡，共事多年，关系甚密。薛、吴都很关心张发奎的处理结果。
陈诚苦笑道：“这件事委座事先并没有向我打招呼，否则就不会这样了。你们两位放心，等我把前线部署好以后，就回武汉去向委座说明情况，力保张向华复职。如果做不到，我就辞职！”
薛岳说：“我们共事几年，你的为人当然信得过。但是委座这样越级处理部下，使你也很难堪啊！”
陈诚说：“这件事大家不可再议论，免得影响作战情绪。你们把这件事交我去办，现在集中精力研究敌情和作战部署，才是当务之急。研究好了，我还要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哩。”
薛岳和吴奇伟都说：“委座对兵力部署和作战指导，都有过明确指示，似乎不宜再动。”
陈诚笑道：“委座的指示是原则性的，我们根据委座的指示精神原则，研究敌情后具体实施，并没有违背委座的指示，有何不可呢？我这次来，把第九战区参谋人员都带来了，就是要在前线视察敌情后，作具体实施的，我看你们也把参谋人员召集起来，共同开个会，分析敌情，判断日寇的动向，定好作战计划，我再拿去向委座请示，也就顺理成章了，对吗？”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日军对南浔路方面可能采取守势，主力由九江向瑞昌方向发展，在攻占瑞昌、田家镇、富池口等沿江要隘后，溯江而上，直取武汉。
在师以上军事会议上，陈诚说：“经过会议研讨敌情取得了共识，下一步是制定作战方案，要将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在内并制定对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今后作战中，沉着应付各种情况，不至于临阵发生混乱。对于作战计划，我只提一点要求，就是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军都应立于外线地位与敌作战，以保证我军机动之自由。我想，现在要将今后的作战分为几期，譬如目前日寇进攻瑞昌或德安为第一期；敌人如占领瑞昌或德安后为第二期；如敌人占领了田家镇，以主力进犯武汉，另以一部经大冶向咸宁方向进犯为第三期。对这三期作战指导制定出来后，对今后作战我们都做到心中有数，就是打有准备之仗，就立于主动地位了。”
陈诚说完这番话，又怕引起误解，造成思想混乱，于是解释道；“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在未战前已做好了逐步撤退准备。如果哪一位因不肯力战而放弃阵地，我是不能替他负责的。逐次抵抗是持久抗战总策略，就目前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我们还不可能完全遏制日寇继续深入侵略，更不具备大举反攻条件。我们今后逐次抵抗，就是为了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以后大举反攻创造条件。因此逐次抵抗中，必须大量杀伤敌人，消耗其战力。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逐次抵抗就失去了意义。
“九江失守，检讨起来问题是很多的。但就九江的撤退时机来看，我认为还是适当的，虽败不乱，而且在退守第二线阵地后，能继续抵抗至今，就是很大的成功。如果当时我们把主力消耗在九江方面，固然能延长九江的防守，但不能持久，一旦再败退下来，第二线防守兵力不足，敌人便可以长驱直入。淞沪抗战我们坚持到最后，一路败退下来，第二线、第三线都守不住，以致南京过早丢失掉了，就是这个道理。就目前形势来讲，在九江西南附近与敌接触各部队，仍要积极抵抗，以掩护后方的部署，并相机反攻，向九江、莲花洞之敌施行突击。要以有力部队（后决定派江西省两个保安团）保卫庐山据点，实施游击战，协助正面战场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