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罗斯福，得悉史迪威与蒋介石闹僵的消息焦虑不安。他知道日本人一直都在对重庆威逼诱降，万一蒋介石有一天倒向日本人，美国就要大难临头。罗斯福一边抱怨史迪威不识时务，一边派出智囊人物居里为其特使，赴华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斡旋。
7月下旬，罗斯福特使居里跨过太平洋来到中国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
居里说：“本人到重庆后，曾与史迪威将军几次谈话。将军刚从缅甸战场回来，被黄疸病和钩虫所累，体力甚弱，精神抑郁，颇有烦言。据将军说，回重庆三周以来，不曾一睹总司令风采，数次呈递书面报告，未蒙一复。不知是何缘故？”
宋美龄将史迪威的话翻译给蒋介石。
蒋介石说：“不是我不想见史迪威将军，而是不好见他呀！”
宋美龄把这句话翻译给居里。
居里问道：“总司令见自己的参谋长，还有何为难之处？”
“史迪威不仅仅是我的参谋长，他身兼六职，还是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蒋介石说：“就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而言，我当以部属待之；然以总统代表，则应待之以上宾。此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未得明了，我实在不知如何接待他。”
“总司令阁下，这有何难？”居里说：“在处理中国战区军事时，可以参谋长之礼待之；在讨论有关中美两国事项时，以总统代表之礼待之。名正言顺。”
蒋介石摇摇头说：“特使有所不知，史迪威将军在华，当总统代表的时间实多于当参谋长。就算当参谋长，也是太上参谋长。比如缅甸作战，直到总撤退时，他不曾向我报告部队转进方向，仅电告马格鲁德将军。战败之前，我严令他将中**队撤至密支那，他不执行命令，而向印度撤退。事关大局，竟不直接向我请示，擅作主张。有这样的参谋长吗？”
居里说：“想象当时，中**队被冲散成若干小单位而无法集合，史迪威必定异常失望。惟我本人并非军人，又不明当时真相，自不便代史将军作何解释。”
“当时局势并非不可为。杜聿明将军在曼德勒以北尚能集合四个师。”蒋介石说：“我以大军委托史将军，明令向密支那转进。他反而命令撤入印度。即使史将军本人退向印度，亦应向我请示。姑不论此举是否得当。他既为我的参谋长，行动之前应得我许可，凡有变化更应随时报告。此乃常识。”
居里说：“诚如总司令所言，史将军确有专擅越权之嫌。不过，本人观察史将军最近情形。他好动而深感烦闷。他是一名军人而不是外交家。所以在不能有所作为时，有失当之处应予谅解。常言道，大人不记小人过嘛。”
蒋介石缓和口气说：“倘若特使不来重庆，这些话，我将深藏于心不复赘言矣。”
居里说：“史将军对缅甸战役之结果也深感悔恨。他深悔不该派孙立人部驰援仁安羌被围困之英军。并发誓说，今后再有此类事，决不再援助英军。足见其悔恨之深。”
蒋介石说：“愿自此以后，不再提起缅甸战役。这一段痛苦的历史，让它结束了吧！”
稍顷，居里与蒋介石交谈了美国对华空军援助的事。
蒋介石说：“关于飞机不过是细枝末节之事，我所重视的是史将军对我的感情和态度。物资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非我所看重的。鉴于中国战场之重要地位及中国空军之薄弱，我们曾提请史迪威将军向华盛顿建议，接受援助中国500架飞机之要求，并言明，倘若此项最低要求不能实现，则证明盟国对中国战区毫不关心。那么，中国将难以承担协助盟国作战的繁重任务，请盟国另想办法。不料，史将军把我们的话曲解为最后通牒，如果美国不援助飞机，中国将另寻它途，云云。实在是无中生有，混淆视听。”
居里说：“以史迪威将军的地位而言，他只应将中国某项军事器材之要求转达华盛顿，但他如认为必要，亦可直接向华盛顿提出建议。换言之，他实处于转达中国要求与自动提出建议两者之间。据我所知，他对中国也是诚心尽力的。比如，他曾多次以个人名义要求美**政部派遣三至五个师部队驻印，扩大在华美军力量。最近，史将军也屡次敦促美国速派驱逐机2中队、重型轰炸机1中队、中型轰炸机1中队来华。恨美**政部未能资助其建议罢了。惟刚才，总司令所言，美方如不能援助500架飞机，中国将不能协助盟国作战，史迪威身为美**官，实不能向华盛顿转达此种过于强硬措辞。”
蒋介石说：“我并不责备史将军办事不尽力，美国援华物资数量多寡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宋美龄补充说“总司令所重视的，不是飞机的数量，而是态度和精神。比如说，有人诚心帮助你，即使事情没办成，你也要感谢人家。而另一种人以傲慢怜悯态度帮助你，事情就是办成了，也不符合你的愿望。是不是？”
蒋介石接着说：“望阁下转告罗斯福总统，我要求美国派参谋长来华之动机，绝无利用此人向美增索物资之意。倘若我的行动受物资诱惑之影响，早为日本之贡献所动摇矣。所以我愿掬诚保证，我请美国派参谋长来华，绝无物资企图可言。史将军到重庆以来，我从未向他要求物资供给之事。史将军是我的参谋长，哪有统帅向参谋长提出请求协助的道理？关于飞机的事，唯因为这个战区需要之迫切，故由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