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乃是另一个世界里，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中，开始推行的一种“寓兵于民”的组织形式。
以十户为一甲，以五甲为一保，以十保为一大保，将全国的壮丁组织起来，在农闲之时，加以训练，使之成为民兵，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全国性的总动员。一方面，增强了底层百姓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这些具有自治性的民兵可以承担起捕盗之类的治安事务，大幅降低朝廷在地方治安上的开支，为朝廷节约收入。
保甲法，是王安石新法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可惜的是，在王安石下台之后，新法也随之取消。在北宋后期，新党与旧党之争，已经到了不管法律本身是好是坏，只要是对方支持的我这边必然反对，但凡是对方反对的我这边肯定支持的，非理性的地步。
在后来的元、明、清，则拾起了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只不过其目的并不是王安石所要的“寓兵于民”，而是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保甲连坐制度，例如十家为一甲，只要有一家犯罪，而另外九家没能告发，则全甲连坐，虽然在构架上与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差别不大，但性质已经改变。
到了民国时期，某个委员长，则开始在全国再次推行保甲制度，这些甲长、保长，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下，逐渐形成了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特点，与****结成一体，极大的压缩着共党的生存空间，只不过****自身的无能，使得这些被称作“团练”的地方民兵组织，最终没有能够起到大的作用。
“保甲”、“团练”这种地方自治性的组织，平时受到朝廷的控制，每一位保长，都是由官府选出。而一旦朝廷失控，因为地方上的组织已经形成，也能够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这一次的蛮族入侵，湟河以北大片土地，军队溃败之后，百姓只能无组织无次序的溃逃又或被屠杀。如果事先存在着即便在没有官府的情况下也能集结起来的民间组织，在那大片的土地上，不过是二十万的蛮军，很难一下子连下数州，如入无人之境，非得等到甘玉书辛苦集结起沂、吕等州的残兵败将，宁江全歼木不孤后从霍州北上，才开始担心后方不稳的问题。
寓兵于民的“保甲”制度，是宁江无论如何都要推行下去的重中之重。虽然在当前的形式下，担任保长的，必然是那些有权有势有名望的地方乡绅。然而，哪怕是最低级的组织力，有组织也要远远胜于没组织。而“保甲”制度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直接通过户籍管理，将全国的壮丁组织和动员起来。
对于全新的保甲制度，在朝廷上自然掀起了极大争议，这毕竟与整顿军纪不同，阻止将官对底层兵士军饷的克扣、剥削，虽然极大的打破了军中的现状，但以往口口声声都是大道理的儒官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厚着脸皮说贪污军饷是对的。
然而这保甲制度，则是在民间大量的组建起自治性的民兵，虽然按着这各家彼此作保，唯有“良家”才能进入保甲，所有保长俱由官府任命的方式，朝廷能够有效的将它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会不会有后患，却也是很难说清的事。
对此宁江只能说这些人真的想多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能够考虑到十几二十年后的“后患”问题。
虽然遭遇到了不小的反对，但这一次，天子宋劭始终站在他这一边。此外，朝廷上的这些高官，在各自的家乡也无一不是乡绅，考虑到他们各自在地方上的家人，将毫无疑问的当上“保长”，而这些组织起来的地方民兵，也的确是保护他们家乡的一份力量，在天子的强势之下，反对的声音也慢慢的小了下来。
而训练各地民兵的团练使，在宁江的要求下，全部由低阶的武将担任。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那些儒官既不擅长、其实也不屑于去做这个。
而宁江计划中的，将保甲制度作出改变，把各地民兵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在这些低阶武将手中的下一步举动，当然不会蠢得在这个时候就说出来，毕竟，寓兵于民，保甲团练，建立起民间最基础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哪怕这些民兵是控制在那些地方乡绅手中，对他来说也已经是跨越性的进步，能够极大的抵销掉蛮族“人人上马可战”的强悍，毕竟华夏一方，的确是具备着人数上的优势。
在朝廷上下统一了意见之后，保甲法以极快的速度被推行了下去。大周王朝对户籍的管理原本就非常的严，而保甲法的按户编甲、按甲编保，每一大保组成一个民兵团的做法，在严格的户籍管理下，原本就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开始时起到的争议极大，但在推行时，其实比整顿那积疴已久的克扣军饷的问题，要简单得多。
只是，宋劭与宁江都知道，真正麻烦的下一步，即将到来，而排山倒海般的朝议，几乎就是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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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京城的南方，在那山岭延绵的越岭，与龙虎山相隔较近的一次荒野之间，不知何时，已经建起了几座高炉。
许多道士，在那一座座高炉间忙碌着，这些高炉，内中都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外头则布下了许多加固用的符箓。
天师教少天师张韶走在路上，他穿过一片石林，前方传来咣咣当当的打铁声。在他的前方，一个身穿布衣，脚踩草鞋的男子，拿起一块铁器，反反复复的看着。
张韶走到他的身边，道：“封先生，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