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申点点头：“听到一些消息，不知道是不是谣言。说有个农民不满当地政府把各项负担加到农民头上，自费收集整理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复印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结果，被镇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几十个人到镇政府闹事，又被镇政府赶跑了。于是，四邻八乡几万农民冲到镇政府，镇长和一名镇干部被活埋，一名警察被当场打死。镇党委书记乘一名老师的摩托车侥幸逃跑。这几天，去了很多武警和警察。听说形势已经稳定下来，领头闹事的人逃跑了。”
“哦，不可思议！怎么有点像二、三十年代的农民暴动。那几个死去的干部能评烈士吗？”周自远问。
柳申说：“暴动谈不上，不过是一时激愤，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不过，你说评不评烈士，还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袁晋鹏叹道：“现在，农村太萧条了，农村干部太难了！在凤岭时，总有干部问，我们党委、政府的牌子还能挂多久。我说，牌子摘不掉，只是苦一点难一点，城市里还是欣欣向荣。怎么也想不到发生这么激烈的暴力事件。”
这时，邱姨用大托盘送上来五、六块黄澄澄的西瓜。正是日渐少见的黄瓤西瓜，子黑瓤甜。“黄瓤瓜越来越少了，你们多吃几块。”柳申拿起西瓜逐一递到袁晋鹏、周自远手中，接着说：“国家整体还稳定。不过，城市里未必欣欣向荣哦。下岗工人多，什么问题都出来。听我女儿说，下岗工人围堵市政府司空见惯，治安也大不如前。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抢劫时有发生。你想想，一些大一点的工业城市，一下子几十万人下岗。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穿要住，不好办啊。”
周自远点头赞同：“柳部长看得准。我每次，经常看到上访的人堵在省政府门口，多的时候有几百号人，打着我们要吃饭要生存的牌子。”
“是吗？那你们这些人怎么一天到晚写一些歌舞升平的报道？”袁晋鹏有意调侃周自远。
周自远夸张地哈哈大笑：“柳部长，你看看，台上台下就是不一样啊！我们袁书记几个月以前还巴不得我妙笔生花，现在倒怪我涂脂抹粉了。”
柳申微微一笑：“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很时髦，却是真理。林语堂说，我们中国人也很幽默，论据之一就是当官、卸任分别被称为上台、下台。这个台本来指戏台，所以不会演戏的人要当好官不容易。”
袁晋鹏问：“柳部长也喜欢读林语堂？”
柳申叹息一声：“唉！还是你们幸福，这么早读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大家作品。我们年轻时基本上接触不到，无非读一读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周自远说：“读大学时，文学史说周氏兄弟是现代散文的两大巅峰。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失偏颇。”
柳申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见仁见智的事情争起来永远没有结果。这些年我闲来来奇怪，年轻时喜欢读散文、小说。后来读传记、报告文学。现在老了，喜欢哲学。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邵伟华的周易预测什么的。”
袁晋鹏说：“哲学、玄学是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领域的探讨。懂哲学的人大多心态平和，处世从容。柳部长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柳申微微一笑，摆手反对；“我哪里有这等境界。事实上，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谁也无法从容。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从容，是无奈。前几年自杀的周永臣不是无法忍受无辜的伤害，而是无法忍受伤害后的漠视。”
“周永臣？你是说去年《信息日报》上那篇《迟到的判决》中的周永臣？”周自远想了想，问。
柳申点头：“是啊，不过，记得周永臣的人未必很多。你天天和新闻报道打交道，应该有印象。”
周永臣是一位死不瞑目的老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永臣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到兰州石油企业工作。不久，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所谓偷听敌台罪被捕，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六七年刑满出狱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管。周永臣无处安身，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找不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窝棚里，以拣破烂为生，一拣就是二十七年。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一直盼望着能够象其它无辜的受害者一样获得平反。北京画家藏伯良确信舅父周永臣无罪，不断给甘肃省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写信申诉，但石沉大海。直到一九九五年，藏伯良向甘肃省主要领导发出一封求助信，此事才获得解决。一九九六年一月，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派人给周永臣送来了17年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他无罪的判决书复印件及该厂的善后处理意见。周永臣呜咽道：一九七九年，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几天后，周永臣怀揣无罪判决书悬梁自尽。藏伯良悲愤地发问，为什么再审判决书在长达17年中没有送达？工厂和法院解释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周永臣的确切地址，也从未收到藏伯良的信。
袁晋鹏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你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