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祝同提交给国民议会的预算报告中，这笔钱主要用在基础科研项目上，其用来启动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关的关键科研项目，以确保载人登月工程能够顺利展开，并且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个无底洞。
顾祝同到国民议会做预算报告的时候，就有议员问到，实现载人登月，总共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当时，顾祝同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答复，而且是最乐观的答复，即五百亿华元。
显然，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让在野党的议员难以接受。
在辩论的时候，一名中华复兴党的议员就明确提到，哪怕五百亿华元能够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这笔钱花得也很没有价值，因为把这笔钱花在其他地方的话，能够为国家与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当时，这名议员就提出，让载人登月工程下马，把计划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的资金用来完，实现铁路电气化，并且修建贯穿全国的四横四纵八条高速公路。
事实上，五百亿华元，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显然，实际花费将远远超过保守估计。
关键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需的技术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为了弥补技术缺陷，就需要投入海量资金，用笨拙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效果，从而绕过技术壁垒，确保整个系统能够技术运转。
比如，当时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就离实现载人登月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绕过这个技术壁垒，就只能采用相差了一个时代的落后技术，从而导致与之相关的系统严重超重。比如，为了弥补计算机运算能力的缺陷，不得不采用机械设备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而用在飞行控制系统上的机械设备的总重量高达三百多公斤，而如果有足够先进的计算机，系统重量能控制在十公斤以内。
白了，当时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几乎就是靠蛮力搞上去的，或者说是用金钱做基础堆积起来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前面提到过，如果从经济可行的角度出发，即便到二十一世纪，载人登月的技术都没有完全成熟，即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所幸的是，在冷战期间，所有战略项目都是政府工程。
政府工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济效益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白了，很多政府工程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载人登月工程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冷战期间类似的政府工程数不胜数。比如，中德两国一直在比拼建造摩天大楼的速度，以及摩天大楼的高度。又比如，在法国人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德就开始在竞技场上展开全面较量，冷战期间的每一次奥运会都是中德两国奖牌数量的比拼大会。即便谁得了金牌，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每当本国的运动员得了金牌，特别是击败了对方的运动员得到金牌，国民总会异常兴奋。
这些烧钱的政府工程，一直贯穿整个冷战，可以说是中德冷战的主要标志。
有趣的是，不管政府工程烧了多少钱，只要能够成功，就肯定能得到国民支持，甚至是花钱越多，越能得到国民支持。
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整个国家都处于癫狂状态的时代。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奇迹频出的时代，更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