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被俘之后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