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过了一年，廖焕生过来找我聊天，我才记起，那年回北京后和冯不过，焕生喝了次酒，酒桌上把鹅岭那一趟主要是和弥勒教有关的东西和他们聊了聊，没想到廖焕生很感兴趣，回了家就一头扎进了文史资料中研究起来，没过半年居然写出了一本关于弥勒教的专著，引起了文史学术界的重视，他所提出的弥勒教试图创立教政合一国家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但他的到访，却给我带来了最新一本的史学界期刊，上面有一位学者对张献忠的研究，他的观点颠覆了大多数人的印象，张献忠是个弥勒教徒，秉承着弥勒教义，四川十室九空，百里荒草的惨剧并不完全是张献忠变态嗜杀心理的的杰作，而和明末四川七十余股乱匪做乱，官兵的杀良冒功，以及一次悲剧性的蝗灾有关。而这位学者援引的力证，是刚刚从重庆荣县出土的一块石碑，记述的是张献忠因为蝗灾肆虐而开坛做法，并捐出军资赈济灾民的事件。
廖焕生告诉我，这段时间的研究，越来越颠覆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服务于统治阶层，历史不断被篡改，这些他早习以为常，但对弥勒教的研究，让他觉得历史似乎是有生命的，有智慧的，它在试图纠正演进过程中不合理的地方，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努力完成着人格和精神层面的进化。它会突然从你想不到的地方，给你一些新的证据，颠覆你对历史进程的认知后，留下更多的矛盾。但你能感觉到这段历史的坚韧和不屈。
他本以为我会对他的感悟嗤之以鼻，但我没有，我内心里明白，与其说是历史在完成着自我净化，不如说有人在尝试改变和完善原有的历史蓝本。看来，我曾以为的弥勒六道并不相通的观点是错误的，过去的历史并不仅存于过去，而未来的历史呢？也绝不会只有一个方向。
难道这就是方家历经十数代的磨难与痛苦所要证明的吗？当然，我无法向廖焕生解释这一切的由来和我的猜想，这早不是学术范畴，再向前一步就是宗教的迷狂。但我依旧好奇，廖焕生是如何悟出这一切的呢？
廖焕生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怎样的深度，很平静的告诉我，弥勒教在正史中是个标准的邪教，记述的非常简略和片面，但他则侧重收集一些地方志，族谱，碑记之类的文献，来还原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他翻出那本期刊上印刷的并不清晰的碑文拓本，告诉我，那一年，张献忠设坛做法，请的法师你看，碑文上刻着法号了尘，碑文最后立碑人有保宁方氏，官职是礼部侍郎，但这两个人我查遍史书都没有记载，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也许是征战频繁，文书资料大部分丢失的原因。”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原因。
“大西政权前后四十多年，很重视蜀地文人的揽用，六部齐备。凤凰山一役，张献忠中计身死后，大西政权依旧推孙可望为主，转战四川，贵州，云南，缅甸。期间两次修国史，史料翔实，都可以查得到，但就是没有这个保宁方氏的记载。”廖焕生回答的很坚决，看来研究得很深。
“还有更怪的事，半年以前，冯不过弄到一本善本古籍《蜀碧》，知道我在研究弥勒教，就拿到了我这里，这本书是清初的刻本，比我在国图看到的版本成书时间还要早些。但我翻了一遍就发现了问题，跑到国图去对比了一下，才明白问题的所在”
《蜀壁》这本书我早有耳闻，说的是一个明末举人，为躲避农民起义、张献忠屠城、南明部队作乱以及清军屠杀，十几年间颠沛流离，在四川看到人间地狱般的景象。
“我拿到的版本，记述张献忠破重庆城，打算将三四万降卒剁手惩戒，瓦解其他明军的抵抗意志，但城中突然来了一位了尘大师，只身进入张献忠大营，陈述利弊，捐了准备重塑广善寺大佛金身的五百两黄金，要买下这三万只手。张献忠为其慈悲所感，放了所有降卒，只将领兵将领五百多人剁了手。但这一段记载在国图那本《蜀壁》中根本没有。我在想，难道是清代的修史者有意给张献忠栽赃？可为什么单单改一本没什么影响力的市井记事呢？”
廖焕生从我这里离开时，我的头脑异常昏沉，给张献忠平反昭雪的声音，这两年的史学界并不稀缺，但更多的来自于对已有史料的分析。但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只是在这两年会有大量的新证据出现，甚至从不载于史册的保宁方氏、了尘大师出现了呢？这真是历史研究的选择性忽略吗？难道并不是历史歪曲了张献忠，而是张献忠在那个历史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难道是方厨子和了尘大师成功了？他们成功的步伐到底有多大？大到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历史书籍要重写吗？方厨子和了尘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我无法再沿着这条荒诞不经的道路想象下去，但内心里却总觉得赵九铭也许很快就会在那段错乱的历史中出现，同以前一样，一道亮丽的波光之后，历史的大河复归于常。
时间又过去一年，我听到了老蔡病故的消息，他是倒在麻将桌上，但去的平静安详。但我很快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儿子赶回去收拾老蔡的遗物，发现的一封封好了信封，写好了收信人、地址但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
老蔡在信里说，有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并不能确定事情的真实性，而且说出来绝对不会有